58人因扶贫问题被点名通报 执纪监督旨在保障中央扶贫政策落地
因为在扶贫工作中失职失责,河北省邢台市巨鹿县扶贫办原主任程蕴昭,近日被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点名通报。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今年开通“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曝光专区”以来,已经分两次通报了44起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典型案例,总计58人被点名。
这也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首次就扶贫领域问题开辟曝光专区,此前仅针对节日期间违反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群众身边的“四风”问题开通专区。
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的反腐败研究专家认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专门开通扶贫领域问题曝光专区,显示了坚决打击扶贫领域腐败的坚定决心,也是在为中央扶贫政策的落地提供纪律保障。
58人因扶贫问题被点名通报
程蕴昭失职失责,原因之一是国家扶贫资金被冒领。
2015年至2016年,巨鹿县观寨乡崔寨村在实施蔬菜大棚项目中以非贫困户冒充贫困户等方式,虚报冒领国家扶贫资金63.27万元,巨鹿县扶贫办明知虚报冒领行为,仍批准拨付资金。
2016年,县扶贫办挪用扶贫专项资金48万元,用于王虎寨乡寻虎村公路沿线仿古景观墙建设。
此外,县扶贫办还存在其他违纪问题。
2017年11月,程蕴昭受到开除党籍、政务撤职处分,降为科员；主任科员葛之理受到政务撤职处分,降为科员。违纪资金正在追缴。
近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曝光专区”集中通报20起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典型案例,程蕴昭正是其中第一起典型案例。
这也是中央纪委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以来第二次集中曝光典型案例。
2018年是脱贫攻坚作风建设年,为集中曝光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典型案例,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开通“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曝光专区”,不定期通报典型案例,“曝光专区”开通时,还集中通报了24起典型案例。
例如,2016年12月,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信义镇马家沟村党支部原书记贺飞飞,在协助信义镇政府实施养殖扶贫项目过程中,虚报144只羊,骗取扶贫资金7.2万元用于个人支出。贺飞飞还存在其他违纪违法问题。
2018年1月,贺飞飞受到开除党籍处分,其涉嫌职务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提起公诉,违纪资金已被追缴。
《法制日报》记者统计显示,“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曝光专区”开通以来,总计通报了44起典型案例,点名通报了58人。
在北京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看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专门设立扶贫领域曝光专区,说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将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纳入执纪监督的重要议事日程,为中央推进扶贫攻坚提供纪律保障。
庄德水告诉《法制日报》记者,从现实情况看,一些地方扶贫工作进展迟缓,就在于个别地方领导干部没有更好地落实中央扶贫政策,缺乏担当,甚至作风不正、出现腐败问题,通过集中曝光典型案例,在今后很长时间内,有助于督促地方各级政府积极落实中央扶贫政策。
北京科技大学廉政研究中心主任宋伟对《法制日报》记者说,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专门设置扶贫领域曝光专区,显示了坚决打击扶贫领域腐败的坚定决心。
涉村案例数量占比超过一半
记者梳理44起典型案例时发现,涉村案例相对集中。
比如,2015年7月,吉林省梅河口市李炉乡三人班村村委会时任主任黄志安,明知该村村委会时任文书关长祥不符合危房改造条件,帮助关长祥编造虚假材料,骗取危房改造补助资金4万元。
2018年5月,黄志安、关长祥分别受到留党察看二年处分,违纪资金已被追缴。
2016年,湖北省竹溪县兵营镇小泉河村党支部时任副书记方家元,利用职务便利,用自家14头牛以2户贫困户名义申报精准扶贫产业扶持,骗取奖补资金7000元。
2017年11月,方家元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违纪资金已被追缴。
2016年至2017年,海南省琼海市龙江镇蒙养村村委会副主任程守春,在贫困户识别、扶贫物资发放、办理危房改造申请等工作中,利用职务便利,先后收受贫困户王某等4人财物共计2200元。
2018年4月,程守春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违纪资金已被追缴。
……
《法制日报》记者逐条梳理通报发现,在44起典型案例中,有25起涉村“两委”人员,19起涉县级职能部门、乡镇党员。
庄德水认为,曝光的违纪对象主要集中于“两委”人员,说明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执纪监督的思路是打通扶贫领域腐败治理的“最后一公里”,解决群众身边的腐败和作风问题。
在庄德水看来,从扶贫腐败发生的几率来看,基层党员干部的腐败风险最大,并且一旦发生腐败,对群众利益伤害也最大,因此,典型案例这样选取是中央纪委有意识的选择。
宋伟也认为,中央纪委这样选择通报对象,确实旨在打通扶贫领域腐败治理的“最后一公里”,这是重要的执纪思路,也是治理好扶贫领域腐败的必然选择。
宋伟对《法制日报》记者说,村“两委”干部作为最基层的干部,直接影响到扶贫政策和资金能否落实到位,然而往往也是在最基层的环节容易出现各种扶贫领域的腐败问题。因此,曝光案例数据,充分证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正在不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庄德水还认为,总体来说,曝光对象涵盖县、镇、村党员干部,也是为了要层层传导扶贫压力,利用执纪力量和监督力量,全面追踪扶贫政策落实的全过程。
除此之外,从通报的44起案例的地域看,涉及脱贫攻坚任务较重的21个省区市,其中安徽、湖南、重庆、云南被通报案例最多,各有3起。
作风问题纳入执纪监督对象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典型案例中除了扶贫领域的腐败问题之外,还包括扶贫领域的作风问题。
例如,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右江区汪甸瑶族乡农业技术推广站干部黄荣意,在扶贫工作中弄虚作假。
根据通报,黄荣意在扶贫工作中,不学习扶贫文件、政策,经常不参加乡扶贫业务培训会。而且,2017年,黄荣意负责填写的贫困户《扶贫手册》错漏较多,并虚报脱贫贫困户收入,造成恶劣影响。
2017年10月,黄荣意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再比如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政务中心驻滩头镇石门村帮扶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柳红,石门村党支部书记刘云祥在脱贫攻坚工作中不履职、不作为问题。
2017年6月,湖南省脱贫攻坚督查组到隆回县滩头镇石门村督查时,发现石门村三年帮扶规划、年度计划、年度总结、贫困户花名册等基础资料缺失；贫困对象动态调整没有进行公示公开；贫困户“一户一档”资料大部分是在省督查组到达前一天临时填写的；帮扶手册在督查当天临时填写,没有发放到贫困户手中；驻村帮扶工作队没有按要求驻村。
2017年6月,刘云祥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柳红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法制日报》记者统计显示,在44起典型案例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达到15起之多,占比超过三分之一。
庄德水认为,通报典型案例将作风问题纳入其中非常值得关注,这可以看成中央纪委一个新的执纪监督思路,就是在为扶贫工作保驾护航时,不但关注扶贫领域的腐败问题,还关注扶贫领域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在庄德水看来,其原因在于,从这几年扶贫领域的腐败问题来看,恰是一些基层党员干部的作风问题,给中央扶贫政策的落实带来负面影响,因此,聚焦扶贫领域的作风建设,能够从根源上解决扶贫政策落实不到位、效果不显著的问题。
“作风建设不是小事情,尤其是在与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扶贫领域,会影响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庄德水对《法制日报》记者说,“执纪监督聚焦于作风建设,有利于中央扶贫政策的真正落实。”（记者 陈磊 制图/高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