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日报）四川扶贫重点县退出机制建立　哭穷保"帽"将成历史

　　 编者按

　　谁穷谁光荣的时代早已过去。但戴上贫困县的“帽子”会刷标语放鞭炮以示庆祝，诸如此类的怪现象却屡见不鲜，引发舆论哗然。扶贫工作因此也受到颇多质疑。其实，这些现象凸显的，正是扶贫机制亟待改革的现状。

　　争戴“穷帽”，虽有利益的考量，却有违扶贫的初衷。通过转移支付等手段，动员全社会力量，帮助贫困落后地区发展起来，让更多的人尤其是贫困群体分享发展成果，这是得到广泛共识的社会发展进步目标。2014年初，中央《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中共四川省委关于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都明确提出建立扶贫重点县退出机制，多地也定下了脱贫摘帽时间表。扶贫，将回归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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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顶“帽子”值3.5亿 哭穷保“帽”缘于利益驱动

　　 炫贫争“帽”、哭穷保“帽”，贫困县已不再是让人脸红的称谓，反成了令人羡慕的头衔。“穷帽子”缘何成了“香饽饽”?“症结在利益。”2月17日，对于如此怪现象，四川农业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庄天慧这样表示。

　　一顶“穷帽子”能“吸”来多少“金子”?省扶贫移民局规划处副处长薛兵算了笔账，除平均每县3000-5000万元专项扶贫资金外，重要的是专项转移支付，加上其它行业扶贫资金重点扶贫县的平均投入大概在3.5亿元，还能享受到定点帮扶等多项政策支持。

　　南充市扶贫移民局局长冉中华举例：重点县吃财政饭的，工资就比非重点县高出一档次。教育、交通等行业政策也优先向重点县倾斜。“所以让重点县摘‘帽子’的难点，首先就是当地老百姓不愿意退，干部也舍不得退、不敢退。”省扶贫移民局局长张谷表示。

　　一位基层扶贫干部透露，2011年中央第三次调整重点县，权力下放到省、市。当时几个县为保“帽”或争“帽”，工作都做到了北京，最终市里只能维持现状。

　　张谷指出，总体上看，我省36个重点县比较符合扶贫工作现状，未出现较富县戴贫困帽。2010年重点县调整时，除一个县进入当时国家按多种指标综合测算出的全国平均线，其余县都在平均线下。2011年全省排序，只有4个县在100位左右，其余均居后80位，按市州排序也基本在各地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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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帽”不减政策 考核要看扶贫效果

　　自1986年纳入首次确定的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名单后，南部县的“穷帽子”一戴就是28年。如何让南部这样的贫困县“元老”摘“帽”?

　　2月14日，南部县委书记何修礼告诉记者，压力在肩，不摘也得摘，晚摘不如早摘。

　　戴“帽”有诸般好处，摘“帽”也得有正向激励。省委十届四次全会明确提出，提前摘“帽子”的县，继续实施贫困县享受的有关政策。

　　对此，何修礼很赞同，西部贫困县基础还是很脆弱，扶持政策不调整，就不会伤到基层积极性。“穷帽子”下除了利益和政绩观问题，关键还是考核体系。“对于重点县来说，因为没有扶贫效果考评机制，扶贫并不占据最重要的地位，做不好没坏处，好处可以保留。”张谷指出，因此要从主要考核GDP向主要考核扶贫工作成效转变，把减贫人数、农民增收公共服务和生态保护等作为主要考核指标，引导党政干部把工作重点放在扶贫开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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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扶穷县到扶穷人 资金项目到村到户

　　“中央要求正向激励，省上提出早摘‘帽’依然享受政策，说明摘‘帽子’本身不是目的，真正落脚点还要靠搞精准扶贫。”冉中华表示，南充将从锁定重点县到锁定所有贫困人口，实现资金、项目到村到户。

　　一位重点县负责人坦言，扶贫资金以前常被整合到非扶贫项目如新农村建设等方面，有限的钱也常在一个点重复使用，为搞亮点工程，出现“垒大户”现象，“把周边连片开发几个村甚至乡镇的人作为扶贫对象给减贫了，群众是‘被脱贫’。”

　　“解决这些问题的出路，在于建立精准扶贫的工作机制，从扶穷县到扶穷人。”张谷表示，以后扶持对象必须是贫困户，甚至不是贫困乡镇、贫困村，当然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要倾斜于县、乡、村。要瞄准家庭，因地因人制宜，分户分类指导，精准识别“扶真贫”、精准帮扶“真扶贫”，精准管理建机制。

　　张谷介绍，为使资金直接用于扶贫对象，还将改革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机制，开展“资金、责任、权利、任务”四到县。

      新闻来源： http://sc.people.com.cn/n/2014/0224/c345167-2063224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