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社区治理"试验：打造网格化管理系统 实现全市数据共享

较之一些发达国家，中国的社区建设还只是刚刚起步，需要培养公民的主人翁意识，发动全社会共同参与。 CFP 供图

符丽丽是在广州一间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工作多年的社工，在日常工作中，她经常碰到这样的情景：拿着一份调查问卷给居民填，对方给她的反馈往往是“填那么多有用么，街道肯定不会采纳的”。由于被访者的“不合作”，符丽丽的工作屡屡碰壁。

最近她所在的社区和街道都在讨论“网格化管理”问题。今年7月2日，广州宣布将在全市全面推行社区网格化服务管理，每200户居民配备1名专职网格员，实施精细化管理服务，下半年将全面铺开。

“这是管理流程的再造，具有革命意义。原来是政府‘点菜下单’，现在转过来，居民‘点菜下单’，我们干活。” 广州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建华此前在会议讲话中表示，要将“大城市”的问题分解到每一个社区的“小网格”解决，对居民变被动“应对”为主动服务，打通党和政府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百米”。

一棵树倒了也能找到人管

社区网格数字化管理，广州并不是第一个“吃螃蟹”者，在其他省市，试点工作早已开展得如火如荼。据不完全统计，深圳、杭州、成都等多个城市的网格数字化城市管理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广州越秀、黄埔等区在2012年下半年也开始了社区网格化服务管理试点。2013年10月30日，广州市召开全市幸福社区网格化管理现场会，总结推广越秀区试点经验。

“相比黄埔，广州对越秀的做法比较认可。”越秀区社会委员会的一位专家成员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最近天河区搞网格化评审，基层管理人员已经基本实行网格化工作，一个网格有两个网格员，其中一个网格员还同时任另一个网格的网格员，另一个为专职网格员。”

据广州市民政局社区建设处处长李伟光介绍，广州市的网格化系统主要借鉴了成都温江区的模式，但又有所区别。温江的网格化建设只是在区一级的层面，而广州是要打造“市—区—街”三级的网格化系统。

“网格化系统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梳理清楚各级政府机构的入格事项。”李伟光说，“现在‘市—区—街’各级的条块结合比较困难，一发生什么事情，居民找街道，街道找市区，市区说不归自己管，又打回街道，这样互相推诿和踢皮球，最后事情也没有能得到解决。入格事项系统建立起来后，这种情况会大大减少。”

各级政府机构的“入格”事项系统，具体而言，就是把群众较为关心的事项，大到绿化，小到一个沙井盖、一棵大树都以编号的形式入网格。同时，各级机构都要确认此编号代表的“物”是归属谁管的，并确认签字。“以后如果某个区有棵树倒了，政府部门再没有机会拿‘看看是不是我管的再说’这样的说辞为借口不办事。入格后确定了归他管，出了问题就是他来解决。”李伟光说。

同时李伟光也指出，由于事项太多，目前只能优先把群众最为关注的事情入格，等机制成熟后再往格内增加事项。

将实现各部门信息共享

对于网格员系统打造，外界存在质疑之声：网格管理是否只是披着“服务”的外衣做着强化管理的事情？另外，人员和财政问题也存在争议。

据悉，广州市人口已经超过1600万，接近500万户居民，全市需配备2万多名专职网格员。如按每户3.5人计算，每名网格员将服务700多人。根据此前有关会议的要求，专职网格员将由各区（县级市）通过整合现有街道各类聘用人员，将部分符合条件者转为专职网格员，不足部分可向社会公开招聘。

“网格员是在现有人员队伍上的整合，还是要另外再招人？此外，由于信息化管理的建设，可能需要更多设备和终端，这是否意味着会增加财政开支？”广州市社会科学院高级研究员彭澎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如果又要增加人又要增加开支，老百姓难免会有这样的疑问：会不会太‘劳民伤财’？”

“倘若不妥善处理好人员和财力的问题，只会与社会一直倡导的‘精兵简政’理念背道而驰。” 彭澎说。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教授何艳玲则更为直接地质疑打造网格化管理系统的必要性。她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目前政府已经有了一套较为完备的系统，完全可以把重心放在部门之间的整合上，把目前的系统完善好，而非重新再去打造一套系统。

对于社会的争议，李伟光认为并不是大家所想的那样。据他介绍，打造网格化系统是希望依托新的信息化技术，理清各级部门所应该管理的事情，让部门与部门之间不再踢皮球，使群众的诉求得到最有效的回应。

“以前街道人员的作用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如今网格化管理，各事项列入网格，网格员就是首先要站出来的那个人。”李伟光说。

网格员素质的高低，是网格化系统能否发挥良好作用的关键。“网格员身上担负着很多重任，他是否能掌握信息化的技术和现代化的管理理念，都会影响到服务的效果；另外，管理后的社区服务质量是否能得到提高，也需要时间来检验。”对于未来广州推进网格化管理工作可能存在的难点，彭澎如是说。

何艳玲则表示，部门之间切割严重，各自为政，导致网格化系统无法实现基础信息的共享。比如，民政局有一套居民信息，而国土局又有另外一套。

针对上述问题，广州将建立一个本区的跨部门、跨层级的互联互通、融合共享的网格化基础信息数据平台。全市各区（县级市）要共享公安、人社、民政、卫计、房产、城管、气象、党建和来穗人员等信息资源，将网格内的人、地、物、事、组织等信息全部纳入数据库管理，实现社区管理和服务数据统一采集、动态管理、共建共享。

为了实现信息共享，陈建华曾向各职能部门放狠话，“不提供信息，就不发放财政拨款”。

彭澎补充说，“信息孤岛”导致大量数据躺在库房里睡觉，硬件的投入因软件不到位而浪费大量财政资源，建立网格化系统应避免发生这种问题。

全民参与社区自治

相比香港地区以及其他一些发达国家成熟的社区化建设，内地还只是刚刚起步。

作为一名在一线工作的社工，符丽丽对此深有感触。“服务群众可能是件好事，但只有服务可能还远远不够，目前中国社区建设举步维艰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居民自主参与社区建设的意识太薄弱，这是因为‘自上而下’的观念太根深蒂固了。”

符丽丽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在香港的屋邨社区中心，经常会有邻里关系的建设项目，社工在其中扮演着引导者的角色—引导帮助居民如何在社区举办活动，如何管理自己的社区。但在内地的广州等城市，居委会和社工充当的是发起者的角色，居民群众只是活动的参加者。

“这两种有本质的区别，前者居民自主参与社区建设，他们有着‘我才是主人’的观念，但后者居民主人翁的责任感还不强烈。”她说，“其实大妈跳广场舞也算是一种社区自发组织的活动。只不过从活动的出发点来说，更多停留在自娱自乐的层面，而没有达到社会参与的层面。例如（通过）发起活动呼吁大家去保护弱势群体。”

正是由于前述两者差距太大，专家、学者才不断呼吁内地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路子要继续走下去。

李伟光指出，本次广州打造网格化管理系统，从“社区治理”出发，逐步推进，最后希望实现“政府、社区与居民共同参与”的局面。

据他透露，目前该系统只是总体方案通过了，接下来还要成立一个牵头部门给各个单位“派工”，梳理相关事项。而要完成这项工作，至少还要等几个月的时间。

未来网格化管理如果要发展成为社区自治，彭澎认为，可以在原有的网格化管理人员基础上，从社区招募一些兼职网格员。这些兼职人员都来自社区，最了解社区所需，让他们参与到社区建设中可以发挥更好的作用，同时也增强了他们的主人翁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