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 让我们理解改革、支持改革
刚刚过去的2013年，对于中国的意义，或许只有在很多年后回望的时候才会清晰，未来历史学家或将评价十八届三中全会具有里程碑意义，就如他们对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评定一样。
在一个关键的时刻中国峰回路转，与过去两次改革巨大的飞跃不同，2013年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预示了各方面的改革将平稳进行，并提出一套全面的、具体的改革目标。1978年的中国在打破“两个凡是”的束缚后启动了改革的列车，1992年邓小平用自己的智慧平息姓“社”姓“资”的争论，让中国这辆暂时停驶的“火车”重新上路。这两次改革，在推翻观念“堰塞湖”的基础上释放出了巨大的能量，变革显而易见且具有冲击性。
2013年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步调更为平稳。事实上，中国已经不是一辆需要通过“思想解放”加油狂奔的“列车”，而是要减速、整装、换轨，需要完成一系列目标，并且要保持一定的速度和稳定性，这是中国伟大转型的开始，一次新的长征。
这不仅会触及到在改革中产生与壮大的既得利益者群体，还会在思想领域形成新的争论，而且，越是调整与转型期，人们的诉求就越是激烈与复杂，就会有冲突，有矛盾，这一切都可能会影响到转型，就像此前的时代一样。
改革者们需要小心翼翼地务实地解决一个个问题，还要排除争论者的干扰，又要大胆而富有勇气的通过重树中央政府权威，聚集推动改革的权力与能量。有时候，人们或许被一些手段和现象迷惑了，改革目标与方式变成了一种相互矛盾的生命体。这是因为中国与此前已经不同，人们不再是改革的旁观者，改革也不再是皆大欢喜，而是一场利益的大调整，不可能依靠一场思想解放就能释放单向度的改革能量，改革需要在不同的群体与矛盾中协调与推动，改革者们将是这场战役上最孤独的战士，他们肩负重任与期盼。
中国比任何时候都要恰当的处理好“稳定与发展”的关系，我们称之为“可控的转型”。在近现代史上，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向一个富强、文明、民主的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均以失败告终，不管是前苏联的悲剧，还是拉美的“转型陷阱”，历史提供了如此多的经验教训，我们没有理由重蹈覆辙，中国有理由跨过这个“陷阱”建立一个现代文明社会。但是，转型不允许重复试验，更多的案例表明，一旦转型失败跌入陷阱就像是释放潘多拉魔盒一样，会让一切倒退与复杂。因此，我们需要更好的把握转型。
在这关键时刻，既不能迎合因不公而兴起的民粹主义，也不能被自由主义描绘的一劳永逸式改革所迷惑。正因为转型充满巨大的挑战，我们才需要给予诸多迂回与挫折更多的理解，而这个过程也不需要激进的思想与雄伟的目标，这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更需耐心与意志。
从字面看，“全面深化改革”尽管不是最美的词汇，但是其中蕴含了巨大的契机与希望，中国的改革就是从一个个平凡的词汇启动，并赋予改革巨大的生命力。“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显然与过去几十年的改革有着截然不同的逻辑，改革从点开始转向面，从浅水区到深水区。从“管理”到“治理”，意味着政府不再只是治理的主体，也是被治理的对象；社会不再只是被治理的对象，也是治理的参与者。
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它清晰地表明了治理将是一个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互动的过程，社会与公民可以参与到国家治理的进程，这又意味着中国的民主政治会更加完善，人权也将逐步得到保障，从而建立一个公平、法治、高效、透明的行政服务体系。这样的目标唯有用“熠熠生辉”来形容才贴切。
2013年给予中国人最强烈的感受还有，反腐以及对公务人员史无前例的约束，三公消费、官僚主义在公共监督中变成“过街老鼠”，在这一系列严肃治吏的背后，不再是周期性的运动，而是开始编织一张愈加紧密的制度与法律之网。政府在这一年中也取消或下放了数百项审批的权力，决定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通过反腐与放权释放更多的资源和空间，推动中国继续增长，并在这个过程中重塑市场经济与政府职能，让恺撒的归凯恺，上帝的归上帝。
当一些人在抱怨现状时，事实上，改革已经开始。遭受“改革疲劳症”的国人显然对悄然加速的改革感受不深。考核官员政绩不再以“GDP”论英雄，这就是一个伟大的转变，但其效果需要时间显现。随之而来的是中国政府坚定的发出收紧货币的信号，并甘愿冒着风险推进利率的市场化进程，这意味着2014年会有更多的机构独自承担风险，而不是继续在国家隐性担保下肆无忌惮。国企也将不再是一个具有行政级别的特权机构，而是市场上诸多主体中普通的一员，它们或许被合理有序的资本化，或者交给职业经理人创造利润。
如果说2013年中国制定了一项宏大的目标，那么，2014年无疑是这项工程的开局之年，转型将成为中国未来十年的主题，将决定中华民族是否能够成功跨越“转型陷阱”步入现代文明社会，而这正是过去一百多年中国人所孜孜追求的目标。我们或许对这一时刻的降临等待得太久，所以越是接近目标越是焦急，这种焦虑感恰恰是转型的大敌。2014年，让我们理解改革、支持改革，让我们一起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