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赛名师20年性侵多位男生 受害者露面作证
《性侵犯：隐蔽的罪恶》节目文稿
【正文】
记者：我们的采访可以开始了吗？
振浩：可以了。
记者：你确定自己想好了还是露面接受采访？
振浩：是。
记者：你犹豫了一段时间，来考虑到底要不要露面接受采访，你的顾虑主要是什么？
振浩：主要是担心大家会不会觉得我原来是受过这样一个侵害的人，会不会对我的个人生活带来一定的干扰。
记者：那为什么最后还是决定我要面对镜头来讲这件事情？
振浩：我觉得这件事情的意义超越了个人的影响。
解说词：他叫吴振浩。他要讲述的是一段涉及隐私的特殊往事，这件事曾经带给他许多痛苦和困扰，作为秘密在他心里埋藏了近20年。事情发生在1994年，那一年他只有15岁，刚刚考入高中，就意外遭到了来自老师的性侵犯。
侵犯振浩的老师叫张大同，是全国闻名的物理奥林匹克竞赛名师，他辅导的学生曾经7次在国际奥赛上获得金牌。当年不少学生报考华东师大二附中，就是希望能得到他的指导。那时候才15岁的振浩怎么也想不到，这样一位受人景仰的名师，竟然会对自己做出这种行为。
记者：有没有想过告诉其他的人，比如说学校、家长。
振浩：尽量想不去告诉别人，因为觉得这是一件非常让人羞愧的事情，被别人嘲笑或者不相信都有可能，这样一个阴影，更难去释怀。
解说词：如今再回想当年，振浩觉得，那是生命中最难熬的一段灰色的日子。当时他还不知道，在他的同班同学里就有好几位遭受了同样的侵害，这些少年都和他一样，独自忍受着心理的折磨。直到有一次在宿舍闲聊时，一位男生终于忍不住试探着提及了张大同的行为，这时候他们才发现自己并不是唯一的受害者。相同的遭遇使他们成为了患难与共的兄弟。他们将这个秘密共同保守了十几年，直到去年，他们中间有7位决定站出来，在微博上实名举报张大同当年的行为。举报的发起人怡冬现在生活在美国，他也决定通过网络视频接受采访。
记者：你好。
怡冬：你好。
记者：当时为什么会想到这么多年之后去发那样的一条微博？
怡冬：希望大家对这种事情有更高的防范的意识，希望不要有这样的受害人了。
解说词：不要再有这样的受害人，绝不仅仅是怡冬的愿望。从海南万宁校长带小学生开房事件，到江西瑞昌教师性侵多名女生事件；从浙江上虞少女遭继父强奸怀孕，到云南大关官员奸淫女童案；层出不穷的孩子被伤害的新闻，让公众感到震惊愤怒，也深深刺痛了振浩和他的同学们。
振浩：一些家长可能觉得，这个事是一个小概率事件。我们更能感受到是有可能发生的，因为在我的身上发生过。很难闭着眼睛说，这个事不可能再次发生，永远不会发生在自己的孩子身上。
记者：你自己现在已经做爸爸了？
振浩：对，我们中间大部分受害者，都已经是为人父母了，为什么要揭自身的伤疤，就是希望提醒其他的父母，这样的事情是有可能发生的。
记者：虽然说孩子遭受性侵犯的事件其实时常在发生，但是一是由于受害者家庭有顾虑，二是由于媒体报道也容易再次伤害他们，所以通过报道为人所知的其实只是其中的极少数。这次，振浩和怡冬这两位曾经的受害者，在成年之后经过理性的考虑，愿意站出来讲述自己的这段往事。他们希望用自己的经历，来给大家一些他们认为重要的提醒。
解说词：振浩和怡冬向我们回忆了当年事情的经过。张大同侵犯学生时用的都是同一套手法，就是邀请学生到家里或者办公室“单独辅导”。学生们都以为这意味着老师的器重，根本想不到这其实是个陷阱。
怡冬：在张大同的家里，他说了他对物理竞赛的理解，训练的计划。
记者：他会先跟你讲别的事情。
怡冬：对。快要结束的时候，他讲到了搞物理竞赛是一个非常艰苦的事情，要有毅力，而且身体要好。他也说到他做过赤脚医生，略通门道，说是看一看我的身体是不是好。然后他拿出一副听诊器，听听心脏，心肺，然后这个时候他要求我站起来，然后让我把裤子脱下来。
记者：我明白了。
怡冬：当时可能是他做了那么多的铺垫，尽管觉得非常地吃惊，但是我没有拒绝。是不是老师确实因为医生出身，是不是我想多了，有这样的想法。
记者：现在你成年之后，再去回想，你怎么定性张大同的行为。
怡冬：是属于猥亵。
解说词：虽然张大同的行为没有造成肉体损伤，但受害者成年之后回想，都确定那毫无疑问是严重的性猥亵。也许有人会觉得费解，当时被侵犯的都是十五六岁的男生，应该有了一定的性意识和反抗能力，为什么张大同能一次次得手？
振浩：当时这位老师好像是所谓的权威也好，或者是非常完美也好，当他说他也了解一些医学方面，你的第一反应是说，这也是有可能的。
记者：他的这个身份是会让你们去放松这样的警惕是吗？
振浩：我认为是的。
解说词：张大同受人尊敬信任的名师身份，使得学生们在疑惑和不知所措中遭受了侵害。回顾类似的新闻事件，会发现这并不是偶然现象，大量案件中，作案人都是孩子亲近熟悉的人，有老师、校长，有父母的朋友，有邻居和亲戚，甚至还有一些性侵者就是孩子的父母。北京市房山检察院对本区近三年查办的这一类案件进行了统计，数据令人震惊。
张敏：96%都是熟人作案，都是认识的人。
解说词：张敏是房山区检察院的检察官，她说，性侵未成年人案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熟人作案，从世界范围的统计来看，熟人作案通常占到九成。张敏还感到格外需要提醒公众的是，这类案件其实属于高发案件，在世界各国都是形势严峻的社会问题。一篇综合了几十个国家调查数据的权威报告显示，平均下来，未成年人里有近8%的男生和近20%的女生都遭遇过性侵犯，这个数据恐怕远远超出许多人的想象。
张敏：特别普遍，没有大家想象中的离我们身边那么远，其实是离我们身边特别特别近。
解说词：每当性侵者是老师、邻居、亲人的案件被曝光后，公众常会用“禽兽不如”这样的词语来表达自己的愤怒，他们难以理解为什么熟人会对孩子下手。就这个问题，我们请教了犯罪心理学家李玫瑾教授。
李玫瑾：精神医学当中，它是专有一个名称的，叫性变态，性变态有很多种类型，恋童癖在人群当中是有一定的比例。当有些职业利于发生这种行为，就很容易出现这样的伤害。
记者：也就是说如果是有这种异常的性癖好的人，他又正好是处在接触孩子的岗位上。
李玫瑾：对，亲戚朋友之间，在邻里之间也经常发生这类的侵害。
解说词：李玫瑾教授说，一定比例性癖好异常的人就存在于人群中，如果回想一下，很多人可能都会想起小时候曾经遇到过性骚扰。如果是陌生人有异常举动，孩子会觉得古怪当即跑开，但如果是熟人，就容易利用便利的条件、孩子的信任，实施严重的性侵犯。当残忍的伤害来自身边信任的人，对于孩子来说，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振浩：那么尊敬的老师，都会做出那么荒谬的事情，那么还有什么是可以相信的。
记者：你觉得它可能会影响到一个人对世界的判断？
振浩：对，你因此对什么该相信，什么不该相信，什么该尊敬，什么不该尊敬会有一个很大的冲击。
解说词：振浩回忆，自己在和同学交流之前，完全想不通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甚至在困惑羞愧中责怪自己。
振浩：甚至是去说他怎么会找上我的，是不是我有什么问题，他才会找上我。之后当我知道其他人也发生过的时候，可以说是一种负担的减轻，原来这个事不是只是因为我倒霉，或者说是因为我的原因。
解说词：回忆往事，振浩和怡冬都觉得，能有一群兄弟共同分担实在是种幸运。他们难以想象，如果独自面对创伤的话会怎么样。
怡冬：我难以想象孤独的受害者，没有任何人可以倾诉，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助的，心理上面要受到多么大的压力和折磨。心理上是比肉体上的影响更大，肉体上的影响可能是短时间的，但是心理上的创伤是永久的，所以忽略心理上的伤害是不科学，也是不人道。
解说词：龙迪是中科院心理所副研究员，就性侵犯对未成年人的心理影响做过专门研究，和一些受害的孩子和家庭进行过深度交流。她告诉我们，振浩和怡冬的感受是有普遍性的，很多受害者都会产生自责情绪、不敢对他人倾诉、觉得被世界背叛。
龙迪：背叛对孩子造成很大的创伤，这个是影响他的世界观、价值观。当一个人长大的经历中，如果他不能够感到世界是安全的，不能跟人建立一个信任的关系，他的生活该多么悲惨。
解说词：两年前，一位叫格雷丝的美国姑娘发起了一项活动，她鼓励性侵犯受害者勇敢地站出来，把侵犯者当时说的话写在纸上，拿在手里拍照发布在网络上，以唤起公众对这类罪恶的警惕。这个活动到现在已经收集到了上千幅受害者的照片，其中不少人是在未成年时遭受性侵犯的。从这些纸上再现的对话里，就能想象受害者当时的恐惧和无助。
龙迪：几乎每一个儿童性侵犯的受害者都会责怪自己的，有的侵犯者会不断跟孩子说是你错了，侵犯者也会跟他们说你不许跟别人讲，告诉别人就会怎么怎么样你的。
解说词：尤其需要警醒的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除了强奸、猥亵，还有些性侵犯行为虽然没有身体接触，例如迫使孩子暴露身体、拍摄裸照，同样会造成严重的心理伤害，如果得不到恰当的帮助，创伤有可能持续到成年，甚至影响一生。发起者格雷丝把这个活动命名为《坚不可摧》，对于许多受害者来说，他们站出来直面镜头，也是在相互传递信念和勇气，努力跨越内心的创伤。也有人出于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虽然决定参与，但还是选择了不面对镜头。而振浩和怡冬，从当年的痛苦迷茫，到十几年后决定举报，其实也走过了一条艰难的路程。
解说词：这张照片拍摄于16年前。那年夏天，学校拍摄高中毕业照，这些受过侵害的患难兄弟们特意在一起拍下了一张合影。
怡冬：拍了集体照以后就开始分组，我们这些人就走在了一起，决定要拍一张照。我印象很深的是张大同就站在很近的地方。从我的感受，拍这张照片是一种沉默的反抗吧，我们没有勇气正面反抗，站在一起可以暗示张大同，我们互相之间交流过，我们知道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振浩：张大同当时在场，他很敏感地问你们这是一个什么群体，当然我们没有回复他。
解说词：当时的张大同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十几年后，正是这张照片中的七个人再一次并肩站出来，实名揭发他的行为。发起这个提议的是怡冬，他遇到的一件事让他感到，自己无法再保持沉默。
怡冬：美国出了一个很大的案子，宾州州立大学的杰瑞桑达斯基的案子，对我自己的触动很大。
解说词：怡冬所说的，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州立大学橄榄球队性侵事件。2011年，有人指控球队助理教练桑达斯基多年性侵未成年男孩。随后的调查表明确有其事，还发现球队主教练乔·帕特诺对助理教练的恶行早就知情，却隐瞒不报。这位主教练任教长达46年，战绩辉煌，声望崇高，当地甚至为他塑了铜像。事情曝光后，他一夜之间从公众偶像到身败名裂，大学将他开除，铜像也被拆除。
记者：一个德高望重的人，只是隐瞒了助手的行为，他会得到这样的一个待遇，这件事情传达给你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信息。
怡冬：作为一个社会，对这件事情是零容忍的一种态度，不光是性侵的犯罪人，不能够容忍这样的人，而且不揭发都会受到道德的谴责。我当时触动很大，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受害者，因为这个我第一次感到，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做了张大同的帮凶。
记者：你是觉得如果我说出来，可能我后面会少一些人遭遇我同样的事情？
怡冬：对。我觉得因为有了孩子，我的内疚感更强烈了，我觉得我一旦说出来了，我可以告诉我的孩子我尽管晚了15年，但是我做了我该做的事情。
解说词：怡冬发起提议之后，受害者们经过了漫长艰难的心理斗争，终于决定实施举报。去年6月，由怡冬牵头在微博上发出了举报帖，其他受害者随后以实名跟帖，证明事件的真实性。他们还公布了一个邮箱，起名叫“勇敢的心”，呼吁有同样遭遇的校友给他们写信，一起来揭发性侵者。随后，他们收到了许多来信。尽管他们早就猜到，被张大同侵害的学生不会只有他们几个，但来信人的年代跨度之广还是让他们感到震惊。
振浩：八十年代末到最近这几年，都有同学通过这个邮件和我们沟通。
记者：跨度几乎有二十年了。
振浩：对，二十年左右。
解说词：除了在网上举报，受害者们也曾经考虑诉诸法律，但他们遗憾地发现，法律无法给张大同任何处罚。
怡冬：咨询过律师，发现张大同在法律上是没有责任。我确实是没有想到，14岁以上的男性是完全不受保护的。
解说词：在我国现行的《刑法》中，强奸罪只有在受害者是女性时才成立，而猥亵儿童罪只适用于14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所以，如果是14岁以下的男孩，即使遭到强奸，也只能以猥亵儿童罪起诉，一旦超过14岁，就找不到任何法条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了。
付晓梅：这是我们法律的一个空白。
解说词：付晓梅是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的检察官，她曾经办理过6起男孩被性侵的案件，深感法律空白带来的尴尬。
付晓梅：男童被侵害的数量可能比女童要少，但是他们伤害的程度，不比女童低。记者：你发现自己手里没有法律能够去保护这个孩子的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付晓梅：很痛心。法律不给他一个说法，那么对他的伤害又加重了。
解说词：虽然无法追究张大同的法律责任，但受害者们的网上举报，迅速引发了广泛关注。面对校方调查，张大同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第二天，学校就宣布将张大同免职解聘。这张照片里的少年们终于在多年之后，用自己的勇气回击了性侵者。之后，他们谢绝了所有媒体的采访，回到了如常的生活当中。但是最近，另一张照片的出现让他们感到，事情还没有结束。这是张大同和一群学生的合影。虽然他被学校免职，但却又被多家培训机构聘请为指导老师。一个在20年里曾侵犯多名学生的人，还能继续以名师的身份近距离接触孩子，这让当年的受害者们感到，他们有必要再次站出来做出提醒。
怡冬：没有法律来惩罚他，我已经非常地失望了，能够让他再有机会接触未成年的学生，我觉得是一种失败。在美国，性侵方面的犯罪人，基本上可以说是一辈子翻不过身来的。
解说词：怡冬说，在美国曾经发生过的一些悲剧，促使法律对性侵前科案犯出台了非常严厉的限制措施。1994年，一位名叫梅根的7岁小女孩被有性侵前科的邻居强奸并杀害，2005年，同样的事件再次发生在一个叫杰西卡的9岁女孩身上。这些悲剧都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也推动政府颁布了《梅根法案》、《杰西卡法案》等一系列保护孩子的法律。根据这些法律，有性侵前科的人将被终生严格监控，不得再担任和孩子有关的工作，也不得踏入孩子聚集的场所；他们的个人信息也会被终生公示，供所有人随时查询。如果有人想知道附近有没有犯过这种罪行的人，在公示网站上输入地名，就能查到相应区域内所有前科案犯的详细信息，包括照片、身高、住址等等，连发色、纹身、疤痕等细节都罗列其中。目前，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韩国等国家，也建立了类似的性犯罪者信息公示网络。但这种公示制度也一直伴随争议，有人提出，犯罪者出狱后就是普通公民，这种公示存在侵犯隐私、有罪推定的嫌疑。赞成公示制度的人则强调：恋童是一种性嗜好，它有难以自控的特点。国际精神治疗领域权威吉恩·阿贝尔曾经做过研究统计，如果没有外力干预，有恋童倾向的人一生中会多次侵犯孩子，少的20多次，多的达到200多次。
李玫瑾：嗜好这东西它不是认识性的问题，就是有认识有时候也很难控制。比如说知道抽烟对我身体不好，可是我不抽我就觉得难受，性的嗜好也属于这一类的，有时候身不由己的。性一定会涉及到他人，为了不让更多的人受到伤害，那么把他的情况公诸于众，我认为这个是可行的。
解说词：近两年，有几起涉及外籍教师的事件曾引发关注。2012年，曾在北京、大连等多地任教的英国人尼尔·罗宾森，被发现是英国警方通缉的性侵儿童的在逃犯。另一名在南京任外教的美国人卫斯理也被查出，此前在美国曾经不止一次因为性侵儿童罪入狱，曝光他的网友正是通过查询美国性犯罪者公示网站确定了他的身份。检察官付晓梅告诉我们，她也曾遇到过一个案子，一名教师猥亵了学生，出狱后却又到另一所学校应聘成功，再次作案。付晓梅个人认为，目前我国要建立详尽的公示网络并不现实，但有必要通过法律制度的设计，避免有性犯罪史的人再从事和未成年人有关的工作。
付晓梅：我觉得《梅根法案》在我们国家可能实施不通，因为我们国家人口太多了，流动性比较强，这种情况下可行性很小。我个人认为目前来说可以做到的，就是我要招聘一个人，我可以查一下他的犯罪记录。
记者：我们国家这些单位去招聘的时候，想去查一个人有没有性犯罪的历史，方不方便能查到？
付晓梅：公安部门可以查到这个人因为什么罪名被判刑了，但是比如说我检察院我都很难查到，招聘机构它就更难查到了。
解说词：在付晓梅看来，香港地区2011年开始实施的《性罪行定罪纪录查核》制度值得借鉴。政府提倡在涉及未成年人的岗位招聘时，要求应聘者提交自己的性犯罪历史纪录。这份纪录只要本人到相关部门就可以很方便地办理。有性犯罪史的人不可能拿到清白的纪录，自然也就会知难而退。
付晓梅：做了这个工作，可能对于整个孩子的安全都是一个保护。
解说词：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在探索，如何完善法律制度，更有效地保护未成年人远离性侵犯。但让人忧虑的是，性犯罪的一些特点，使得法律有时存在难以抵达的空间。一是不少性癖好异常者即使受过法律惩处也还会重复作案；二是有的受害者和家庭会出于恐惧或羞耻感选择不声张、不报案。甚至有些年幼的孩子受了侵犯还浑然不知，使得性侵者的恶行成为不为人知的隐蔽的罪恶。
张敏：我们还有一个案例里面那个孩子的话，就是觉得跟我玩呢，对我好，然后才这么亲密接触我的。办了这么多年案子以后，觉得最最迫切的就是性教育的问题，得让孩子首先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到底我们讲到一个什么尺度，大家都是比较困惑的。
记者：到底该怎么跟孩子讲有关性的知识，很多家长都会觉得困惑。我问了一些和我一样70年代出生的朋友，他们大多回忆说，父母亲从来没有和自己聊过任何关于性的话题，而在学校，只有生理卫生课本里有几页关于性的知识，但是老师会跳过去不讲，甚至有一位朋友说，他拿到课本的时候，那几页纸已经被订书机给订上了。我很想知道又过了这么多年，现在的孩子从父母和学校那里能得到什么样的性教育，和我们那时候有没有不同呢？
解说词：如今，当振浩再回忆往事，自己都有些惊讶于当年的懵懂无知。他告诉我们，当年受侵犯的男生们，几乎都只是模糊地知道这件事和性有关，本能地感到羞辱，但在彼此交流之前，他们并不能确定张大同行为的性质。这也让他们深切地感到，告诉孩子相关的知识是非常重要的。
记者：能确定说这是侵犯吗？还是说连这都不敢确定。
振浩：你被人狠狠地揍了一下，这可能是侵犯，但是有一些涉及性方面的，到底算是侵犯还不是侵犯，从来没有人解释过，没有办法来判断。
记者：父母从小到大和你讲过性方面的知识和问题吗？
振浩：没有。
记者：学校有没有教过这方面的一些知识？
振浩：应该是没有。
解说词：在他们的少年时代，大多数孩子都没有接受过任何性教育，现在情况是否有改观呢？
刘文利：哪些同学接受过来自父母的性教育，请举一下手。
解说词：这是北京师范大学的一门公共选修课——《人类性学》课的课堂。老师正在进行一项关于性教育的调查。女生中有少数几个说，父母在她们来月经时曾经告诉过一些相关的知识，而男生中间则没有一个人举手。
刘文利：有那么一点儿意思的也行，那我可以说课堂上百分之百的男生没有在家庭里获得过性的这种教育，可以这么说吗？
解说词：刘文利是北师大副教授，她在这些年上课的过程中发现，现在的大学生在未成年时普遍没有接受过性教育。近些年来，她领导的北师大儿童性教育课题组一直致力于在小学推广性教育课程。北京的大兴行知学校是其中一所试点学校，《性健康教育》课程在这里已经开展七年了。
老师：乳房、乳头。
学生：被泳衣泳裤遮盖的部位就是身体的隐私部位。
老师：谁能给他穿个衣服？谁来？
解说词：从一年级开始，行知学校的学生每学期都会上六堂性健康教育课。这一堂课的主题是“保护我们的隐私部位”。刘文利的课题组考虑到，如果告诉孩子要识别坏人、防范熟人是不现实的，既超出了孩子的能力范围，也会影响孩子对世界的信任。更有效的方法是告诉他们哪些是隐私部位，一旦有人想接触，就要坚决说不。
小学老师：如果有人想触摸你的隐私部位。
小学生：如果有人想触摸你的隐私部位。
小学老师：或让你触摸他的隐私部位。
小学生：或让你触摸他的隐私部位。
小学老师：要坚定地说不。
小学生：要坚定地说不。
解说词：我们向两位检察官转述了这堂课的内容，她们都认为这样的教育很重要。
张敏：笔录里面好些孩子就说，碰我的前面了，碰我的后面了，前面是哪儿后面是哪儿啊？说不清楚。嫌疑人他会狡辩的，我可能碰到只是哪一块的地方。如果很明确地说是阴茎也好阴道也好，这些的话肯定当然非常明确了。
男生：大家好，我叫王龙，我扮演的是张叔叔。
女生：大家好，我是吴思雨，我扮演的是小红。
男生：我给你买了一条新裙子，你脱下衣服，让我帮你换上新裙子吧。
女生：不行，一会儿让妈妈帮我换新裙子吧。
男生：那好，我给你收好。
女生：谢谢张叔叔。
张敏：我觉得这个就会很清楚，哪些情况下该说不。从我们和这些嫌疑人来接触的话，我觉得实施这种犯罪的人，内心不强大。可能就是这个孩子当时明确地大声喊一声，或者转身就跑掉，这件事完全可以避免。
学生齐读：身体属于我自己，一定将它保护好。
解说词：但是，目前像这样开展性教育课程的小学还非常少。刘文利在推广课程的过程中间遭到了不少学校的拒绝，普遍的理由就是，担心这么早开始性教育会引发孩子早恋或早期性行为。
刘文利：这是成年人自己杜撰出来的一种担心。当他有了知识，对性有了这种积极美好的态度，他怎么会做出让他自己受到伤害，又伤害别人的这样一个决策呢？
解说词：刘文利介绍，各国学者为了评估早期性教育对儿童发展的影响，早已进行过长期分析研究，有明确的数据证明，它不仅不会引发孩子的性行为，反而会延迟第一次发生性行为的时间。她在设计课程的时候，也参考了大量其它国家的儿童性教育读本。这些书有的通过可爱的卡通形象告诉孩子性是怎么一回事儿，有的通过生动的漫画告诉孩子什么时候该坚决说不。刘文利认为，把性当成健康美好的东西从小就坦然展现给孩子，孩子的认识才能是健康美好的，如果遮遮掩掩，反而会带来问题。但是，要说服学校和家长这一点并不容易。
小学老师：这个是？
小学生：阴囊。
解说词：虽然行知学校已经接受这样的课程，但经常会有家长提出质疑，认为孩子直呼这样的名词十分不雅，让他们感到尴尬。
刘文利：让孩子认识这个性器官的时候，一定要给他科学的名词。孩子并没有觉得性有什么丑陋的，或者是不能够张开嘴的。
小学老师：用手指着它，男孩的隐私部位有？
小学生：阴茎、阴囊、臀部。
大学生：阴茎、阴囊、射精管、尿道。
刘文利：这里面你觉得有什么敏感词汇吗？
大学生：都是。
刘文利：孩子他能够非常自然地来说出这些词，但是随着受到成年人文化的影响，那他就会觉得性是不可以谈的一个话题。我问过妈妈我是从哪儿来的，她跟我讲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
记者：我也是从垃圾箱里捡来的。
刘文利：倒垃圾的时候我会看，这个垃圾里头怎么会长出小孩来。很少有孩子说是从父母那里知道是从妈妈的身体里生出来的。当他知道正确的答案，他会想当时爸爸妈妈为什么没有给我讲这样一个正确的答案。时间长了他会觉得性这个东西是难以启齿的。
记者：这样的答案可能就会给孩子这样一种观念暗示了？
刘文利：对，而且是在很深刻地影响孩子本身他对性的看法。
解说词：如果父母和学校的态度都潜移默化地让孩子感到，性是羞耻的事，一旦他们遭遇伤害，就有可能会不敢声张，羞于求助。当年遭到侵犯后，振浩就没有告诉父母，而怡冬则是鼓起勇气向父母透露了这件事，却并没有得到他期待的回应。
怡冬：我的父亲沉默了很长时间，说他很生气，但是之后就没有了。
记者：他没有其它的反应和举动了是吗？
怡冬：是的，令我很伤心，很失望。
解说词：孩子在遭遇性侵犯后，因为旁人的态度而受到二次伤害的情况，其实非常普遍。心理学者龙迪曾经对性侵受害家庭进行过深度访谈，她感到社会中存留有一种顽固的贞操观念，对于性侵受害者，尤其是女性，是沉重的压迫和伤害。
龙迪：有一个妈妈听到孩子遭受性侵犯，先给了她一个耳光。
记者：她为什么呢？
龙迪：她觉得你没有把自己的贞操保护好。而周围人指指点点，就说为什么人家不侵犯别的孩子，侵犯你的孩子，还是你家孩子不好吧。这样的舆论对儿童的伤害，真的要比性侵犯事件还要大。
解说词：长期以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性被视为羞耻的事。或许，会被这样的观念所伤害的，不仅是性侵受害者，还有整个社会，所有孩子。它会导致性教育的缺失；它会导致对受害者的歧视；甚至，一些受害者会因为担心被歧视而忍气吞声，让性侵者得以逍遥法外，继续作恶。振浩和怡冬希望，他们这次站出来面对镜头，也能够倡导一种正确的认识和价值观。
振浩：作为一个受害者，肯定是没有任何错的，受害者不应该感到羞愧，其他的人应该去支持和理解这样类似的事情，而不是带有异样的眼光来看着他。
怡冬：我觉得我现在能够站在这儿，把这个故事讲给你听，知道会有很多观众能够看见，我觉得我放下了。我希望能够通过我们，让受害者能够寻找到更多的勇气来保护自己，来寻求帮助，我希望他们能够更勇敢，我为他们加油。
记者：我们由衷地钦佩振浩和怡冬，能面对镜头讲述自己的伤痛往事。在一个还不习惯坦然谈论性的社会里，作为性侵受害者，即便是已经成年，要站出来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但他们出于道义感和责任感这样做了。因为他们希望提醒人们，这样的伤害离孩子并不遥远；他们希望提醒社会，法律还有完善的空间；他们希望父母和学校能意识到，教会孩子保护自己是重要的；他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告诉社会，受害者没有任何过错，更不应该遭受异样的眼光。在节目的最后，《新闻调查》要对他们说：谢谢你们为孩子做的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