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委原常委杨应彬病逝 常陪习仲勋下乡调研
人物档案 逝者：杨应彬
籍贯：广东大埔
出生日期：1921年10月20日
去世日期：2015年7月13日
生前职务：曾任中共 广东省委常委、秘书长，广东省政协第五、六届副主席、党组书记等职
进门是一条狭长的走廊，悬挂着一张书法，上书七绝《咏红棉》，然而它的作者再也无法摩挲和吟诵上面的诗句。7月13日，中共广东省委原常委、秘书长，广东省政协第五、六届副主席、党组书记杨应彬，因病医治无效，在广州逝世，享年94岁。
才子13岁就在陶行知帮助下出书
杨应彬晚年和小儿子杨小杨一家住在广州东山省委大院一栋老房子的5楼。《咏红棉》就挂在进门走廊的墙壁上：“南海苍茫南岭娇，东风怒卷粤江潮。百年多少英雄血，溅上红棉照碧霄。”短短二十几字，可见作者的故土情怀与革命气概。去年9月出版的《杨应彬诗词》中，这首诗被置于卷首，足见作者对这篇作品的自爱程度。
这也导致了一个误会。有诗人同行公开撰文称《咏红棉》是杨应彬的少作。记者向杨小杨提起，杨小杨连连澄清，“这是父亲写于上世纪80年代的作品，少作不可能这么老练”。
杨应彬生前位居省部级高官，工作繁忙，社交频繁，但他也是一名文化人，利用一切闲暇时间创作，尤擅长诗词和散文。1934年13岁时就在陶行知先生的帮助下出版《小先生的游记》，到生前最后出版《杨应彬诗词》，80年间，他先后出版十多部作品集，其中不乏广受欢迎的畅销书。
1960年，杨应彬因肝炎复发到上海治疗。养病期间，他创作了多篇散文，结集为《岭南春》，初印4万本，售罄，又增印17万本，后又再版好几次。他曾自问自答地回忆说，“为什么我在病中能写些文艺性的东西呢？我想这大概是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同时要反映出来的缘故，平时工作都是起草文件，写调查报告，属于逻辑思维方面的多，但我很爱好文艺，到了治病和养病时，就想练练笔，搞些形象思维的东西来休息脑筋，这样写一写对恢复健康也有好处，还真有点欲罢不能。”
他与欧阳山、杜埃、吴有恒被誉为“岭南四大才子”。不过，杨应彬甚为谦逊，他自己说，“作协分会多次邀我开会都不敢去”。杨小杨也回忆，父亲从未在家中提起“岭南四大才子”的名号。
“潜伏”截获蒋介石密令救2500多人
诗人、作家，只是杨应彬闲暇创作收获的头衔。他真正的身份是一名有着传奇经历、德高望重的革命前辈。媒体多次报道，说“他的故事比谍战片精彩”。
1937年上海抗战打响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年多的杨应彬奉党组织指示，在炮火连天的淞沪战场参加张发奎任总司令的国民革命军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是队中根据周恩来同志指示成立的中共“特别支部”最年轻的共产党员。他一直坚守到1947年，接到党的指示才与妻子郑黎亚离开张发奎部，撤退到香港，成为最后撤离的特支成员。
其间最脍炙人口的是，1946年6月，他截获蒋介石给张发奎的密令，通过组织电告周恩来、叶剑英，从而挫败了蒋介石企图制造第二次“皖南事变”的阴谋，挽救了东江纵队2500多名骨干精英。
由于这段经历流传颇广，大众都以为杨应彬和妻子郑黎亚专门“潜伏”在张发奎部做情报工作。杨小杨对记者一再澄清说，父母亲在张发奎部主要是做统战工作，按照党的指示，践行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路线，做了很多民众的宣传动员工作，做了下至普通士兵，上至司令部高层的团结教育工作，卓有成效。
1985年秋，杨应彬退出省委第一线工作，到了省政协。晚年他曾回忆，“自从抗战胜利，离开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之后，足足四十年，现在又回到统一战线工作。在我的革命生涯中，两头都搞统战工作，也是很有意思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许多外商担心国内的政策会有变化，想投资的不敢来投资，已投资的想撤资，广东的改革开放面临严峻考验。杨应彬和政协的同事们一起努力，做港澳政协委员的工作，带他们到中山珠海参观考察，告诉他们国家改革开放的政策没有改变，通过港澳政协委员去做更广泛的外商的工作。终于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成果，外商投资很快又呈上升势头。
但他也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由于工作紧张劳累，杨应彬再次脑梗。“这次脑梗对父亲的身体打击很大，从此落下腿脚不便和吞咽困难的顽疾”，杨小杨说。
杨应彬一直很关心两岸的交往和统一大业，他利用原来在张发奎部工作过10年，又是黄埔17期学生的有利条件，无论在政协工作期间，还是完全退下来后，他始终不渝地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张发奎的骨灰迁回韶关始兴安放，就是一项重要成果。这件事，在海内外产生了重大、积极的影响。
“秋月特圆圆，白发遥知丈八千。两岸山河一带水，望穿，半世相思四十年。燕筑旧檐前，倦鸟游踪怎不还？月洁风清良夜永，传笺，早日归来看故园。”在杨小杨看来，父亲的诗词创作也是统战工作的一部分。“父亲和台港澳的故旧书信往来，或是出访东南亚、美国、日本等地，和当地华侨华人相会，都会和他们诗词唱和，以诗会友，效果比单讲统战的大道理好多了。”
敢做冒险让粤早脱饥荒差点被打倒
杨应彬的敏锐和敢言，在广东政坛颇有影响。他曾自我评价：“我这个人有一个习惯，就是爱发议论。”
“大跃进”时期，杨应彬较早意识到党的工作存在失误。杨小杨记得，一个星期天，父母亲带着他们四兄弟要到外面吃一餐，改善一下伙食，于是全家人到了东山酒家，一进门就被告知没有饭吃；无奈又乘公交车去了南方大厦，8楼餐厅，饭是有，但一看排队排得那么长，轮到我们也就没得吃了。“父亲心情十分沉重，连夜赶回省委反映情况，省城粮食告急已经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
1961年下半年，省里千方百计想办法解决过去工作失误中造成的问题。时任省委第一办公室(即调研室)主任的杨应彬多次下农村寻找好经验，听说清远的洲心公社有个好办法，叫做“集体统一安排下的田间管理责任制”，可以解决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粮食增产增量。他经过调研，确认这一办法可行，遂总结、提炼了这一经验，得到陶铸等省委主要领导的认可。但还有顾虑，生怕别人说这是包产到户，于是戴上“十统一”的帽子全省推广。
“后来，有人拿这个告我父亲是右倾分子，幸好陶铸保了他，才没被打倒。”杨小杨回忆说。这次冒险之举，让广东相比其他省份更早地结束了饥荒岁月，也为日后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在广东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奠定基础。习仲勋治粤期间，杨应彬升任省委常委兼秘书长，经常陪同习仲勋下乡调研。
助学一生勤俭，住院前仍不忘捐款
杨应彬自幼家贫，其母原想让他学一门手艺，当个裁缝。虽然后来读书、参加革命，避开了当裁缝的命运，但是勤俭的作风却一辈子不改。
他生命中的最后30多年，都住在省委大院的老房子里。省委曾安排他搬新房子，他拒绝了，不容商量；小儿子杨小杨提出把房子装修一下，也被他拒绝了。“最后，他唯一的妥协就是在他的书房添置了几个书柜，他说，不然他的书没处放了。”
然而，他捐资助学却颇为大方。杨小杨记不清父母亲两人为家乡百侯中学和其他贫困山区捐了多少钱，“就在今年5月临住院前，父亲还捐出两万元”。
三儿子杨小村讲过一件事。“文革”初期，作为红卫兵的杨小村带队查抄区庄附近的华侨新村，决定从抄没华侨的物品中借一块手表，以掌握时间，每人都写一张借条，用完后立即归还。这事被父亲杨应彬知道了，严肃地说：“你们参加革命才几天，怎么能拿别人的东西？就算是工作需要，也是不允许的。你回去跟你那几位头儿说，就说是我讲的，统统退回去！真有需要回家想办法去！”同时，杨应彬拿出一块戴了十多年的旧表递给三儿子，说：“这块罗马旧表是我从香港到十万大山打游击时，华南分局交通员吴德中送给我的，旧是旧了点，但还能走，你先拿去戴吧。”
“父亲对做人的大原则非常严厉，不讲情面，一直教导我们要本分做人，容不得半点虚假。”杨小杨说。
2013年底，相伴70余载的妻子郑黎亚去世，对杨应彬的精神打击很大。杨小杨说，父亲原本善于交流，突然间就变得沉默寡言，直到今年春节后才逐步走出这片阴影。
今年五一节，杨应彬把儿孙们都叫回家吃饭。他兴致很高，说我们家族都有长寿基因，叮嘱儿孙们要锻炼身体，自己也要注意身体健康。席间，有人说：“爸爸要活到100岁啊。”杨应彬爽朗答道：“好！我要超越我的父母，你们要超越我们！”
没多久，杨应彬病倒住院，看到ICU的医疗费很高，对儿子们说想转到普通病房。护士说：“杨老，住院费用公费医疗可以报销，不用您出。”杨应彬却说：“这么高的费用，我心不安啊！”
7月13日午后，他停止呼吸。然而，五一节他爽朗答应要活到100岁的那一声“好”，尚在儿孙们耳边余音未了，如今却阴阳两隔，不禁令人怅然落泪。
统筹：南都记者 黄怡
采写：南都记者 吴润凯 实习生 王琦玥
图片：杨小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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