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已经落马的“老虎”也要无罪推定

　　本报评论员 张天蔚

　　今日社评

　　已经落马的“老虎”，有权为自己做无罪或轻罪辩护。“落马”只是政治处置，法律上的定罪，必须经过法庭上的控辩博弈。强调对“老虎”也要无罪推定，其更大的意义在于借此再次明确无罪推定的重要意义。

　　媒体报道，十八大以来落马的99名“大老虎”中，有8人已经法庭审判获刑，其中7人认罪，且有6人放弃上诉、判决生效。唯一令人意外的是，原湖北省政协副主席陈柏槐虽经一审获刑17年，却在庭审过程中当庭翻供，对检方指控的滥用职权、受贿两项罪名全部予以否认。由此，陈柏槐成为十八大以来第一个在法庭上拒不认罪的“老虎”（见4月19日《法制晚报》）。

　　反腐风暴，大快人心。相应地，人们对“落马”的“老虎”，早已完成了内心的有罪判决。经纪检机关“双规”之后的“移送司法”，和法庭上的有罪判决，不过是完成必要的法律程序，本该不出任何意外才对。如今居然有“老虎”敢于拒不认罪，免不了被看做对法律的蔑视，和对正义审判的负隅顽抗。

　　但是，现代司法理念和司法实践的重要原则之一，就是所谓“无罪推定”的原则。所谓“无罪推定”，最通俗的解释就是，在经法庭审判定罪之前，任何人都应该被视为无罪。由此推论，在整个庭审过程中，被指控的犯罪嫌疑人，包括已经落马的“老虎”，都有权为自己做无罪或轻罪辩护。“落马”只是政治处置，法律上的定罪，却必须经过法庭上的控辩博弈。因此，面对检方的指控和举证，“老虎”本人和其代理人，都有权利举出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对检方的指控做出相应的辩护甚至否认。当然，在多数情况下，经党的纪检机关审查后移送司法的案件，大多已经收集到足够的证据，以致令受审的“老虎”们自觉辩无可辩，权衡之下，往往采取放弃抗辩，以认罪、悔罪态度良好的方式，换取相对较轻的判决。这也是8名已经受审的“老虎”中，至今已有7人认罪悔罪的原因。

　　但多数人的选择，并不代表所有人的选择，更不意味着必然和唯一的选择。如果陈柏槐或陈柏槐们，不愿或不甘束手接受检方的所有指控，且自认有相应的证据可以部分或全部否定检方的指控，则完全有权在权衡得失之后，在法庭上对检方的指控进行抗辩。在政治意义上，可以视其为对人民的负隅顽抗，但在法律意义上，他们不过在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面对这样的抗辩，检方要做的只能是以更多更充分的证据，逐一否定被告方的辩护，以无可置疑的证据坐实被告的罪名。

　　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老虎”们的拒不认罪和自我辩护，都不会产生实际的作用。纪检部门做出移送司法的决定，往往意味着已经辩无可辩，“老虎”们的自辩，大多真的只是徒劳的负隅顽抗。

　　因此，强调对“老虎”也要无罪推定，其更大的意义在于借此再次明确无罪推定的重要意义。如果因为“打虎”行动大快人心，就先验地认定所有落马的“老虎”们都无需审判而当然有罪，那么无罪推定原则在更多时候也可能被虚置，尤其遇到同仇敌忾的“公敌”，更可能被弃之脑后。

　　十八大以来，纠正冤假错案成为司法系统最重要的工作之一。而回顾那些今天公认的冤假错案，当初被制造出来时，却大多顶着诸如罪大恶极、穷凶极恶、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等情绪化乃至政治化的罪名。而这些庭外的“罪名”一旦在舆论中坐实，庭审就可能成为过场，无罪推定也就沦为空话。以此为鉴，要避免新的冤假错案，就要力避同仇敌忾的舆论影响到任何案件的审理，让每一场庭审都从零起点开始，让证据的力量推动案件依法走向公正的裁决。对普通公民应该如此，对“老虎”们也该如此。

　　换句话说，如果“老虎”们不能受到无罪推定原则的保护，则其他人更未必能够得到。反之，如果对“老虎”们都能做到无罪推定，其他人或许也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