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生官员谈二孩试点成果:政策宽松不会有啥问题

      原标题：山西翼城二孩试点三十年 人口比全国同期少增10% 

　　法制晚报讯（记者 丁雪）2015年10月29日，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

　　三十年前，在山西一个盛产小麦的传统农业县就曾因为一个学者的建议被当做二胎试点，这个学者是梁中堂。在梁的提议下，翼城县成为中国首个人口政策的特区。

　　翼城试点三十年来，人口不仅没有出现明显上涨，反而比全国同期少增长了10个百分点。同时，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3.26%，翼城县却为11.84%。

　　“翼城模式”也成为全国唯一一个从1985年搞二胎搞到现在的试点。

　　翼城模式最直接的发起者梁中堂认为，全面二孩不会对人口波动造成很大影响，人口增长有其客观的规律，翼城模式就是最好的佐证。

　　对话人物：梁中堂，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人口专家委员会第一至第六届专家委员、九届全国政协委 员。曾任山西省社科院副院长、山西省计生委顾问，以及上海社科院研究员，现已退休。梁中堂从1978年开始参加对中国人口政策讨论，在他的力争 下，1985年国家特批他选择山西翼城县试点他的二胎晚育理论，成为中国人口政策的特区。

　　 谈契机“普遍二孩也可完成控制目标”

　　法制晚报（以下简称法晚）：建立二胎试点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

　　梁中堂：就是翼城县的那个试点。1984年我和中央提出来应该允许人民普遍生两个这样的政策。我认为按照这个政策，也可以完成十二大提出的到2000年前把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的目标。当时上层领导都有明确的批示。可以这么做。

　　法晚：当时全国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口政策环境？

　　梁中堂：那时候就是全国实行一胎化嘛。“一胎化”就是1979年上半年正式提出推行的。我是在1979年12月份的全国一次人口理论讨论会上提出我的观点的。

　　 谈试点“提出时就受到很大争议”

　　法晚：山西翼城的试点具体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梁中堂：1984年我提出来之后，中央让有关部门测算一下。但后来就没有下文了。我想，有关部门不愿意这样做可能是怕这样导致基层干部在推行普遍计划生育时没有积极性，有些群众会反对计划生育。我提出来我们做个实验，做个试点。找一两个县试一试，这样搞的。

　　法晚：试点是怎么确定的？

　　梁中堂：当时我在和山西省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确定试点县的原则时，提出选点的4个条件：

　　第一，经济文化上都要有代表性。经济上应该中等偏上，文化方面要考虑交通比较便利。总的讲，是 要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县，这在我国北方就有代表性。经济上又不要很贫困，因为搞试点，日常必需的工作开支可以支撑。有些县很穷，县计划生育委员会实际上因为 经费奇缺而没有办法工作。这样，如果试验效果不理想，届时无法说清是因为实行我提出的新的办法不好还是因为工作不力所致。

　　第二，交通便利。是考虑到试点开始后，我难免要经常去指导工作，来去方便一点。

　　第三，因为我提出的这种办法是要各地基层和人民群众自愿接受的，靠当地干部和民众去工作，所以，要求试点县的县委、县政府的干部工作能力强，人口状况的底子比较清楚，对试点有积极性。

　　第四，县里的干部对我们不说假话和官话，我们能了解真实情况。

　　综合权衡，选择了翼城。

　　法晚：在搞试点的时候有什么注意的地方？

　　梁中堂：在申请搞试点的时候，我就有一个观点，即我提出的晚婚晚育和延长生育间隔的办法是在中 国农村普遍适用的，这些农村是在没有我直接参与下就可以推行的。我相信这样一个观点，即理论一旦掌握了群众，就会赢得物质力量。如果这一理论是正确的，群 众会有更多的创造来弥补提出者的不足使之日臻完善。

　　在翼城县试点开始的日子里，我参与的很多，有些还很具体。比如计划生育“试行规定”和“实施细则”几乎一字一句都是由我起草的，县委常委会、县政府以及县人大在讨论时都很少有什么变动。

　　法晚：为什么会参与很多？

　　梁中堂：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当时的形势和试点工作的性质决定的。我的这一办法从提出时就引起很大的争议，要求试点是希望打开一个缺口。

　　 谈困难“被指责会出现抢生和失控”

　　法晚：具体实施时遇到了什么困难？

　　梁中堂：在实施之初的指责也很多，比如说如果发生政策变动就会引起社会动荡，挫伤基层干部的积 极性，形成抢生局面，出现生育率上升和人口失控等等。如果我们总体设计不好，真的出现一些混乱，就有人会不加分析地把这一做法扼杀。此外，翼城县在全国这 盘棋中是试点，但就本县来说，它是政策上的转变，这也有一个政策的衔接问题。我们必须使其在前后工作中稳妥地进行。

　　法晚：工作具体是怎么推进的？

　　梁中堂：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后，1985年7月23日开始，冀城里开办了一期骨干培训班，乡镇分管计划生育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副乡镇长、计划生育助理员、村委会分管计划生育的村干部，集中培训了三天。

　　那时正是晋南酷暑季节，培训会议一结束，我和当地的计生干部挤在吉普车内，一个乡镇一个乡镇地挨个跑，检查乡镇主要干部对实行“晚婚晚育和延长二胎生育间隔”认识和理解的情况，看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有无问题。

　　那时的翼城县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远不像现在这样，县城和乡镇的交通上都是土路，有不少纯是乡间小道，最艰难的是中午饭后接着去另一个乡镇，烈日热毒，吉普车内闷热得无法忍受。

　　 谈成果比全国同期少增10%

　　法晚：翼城模式坚持了多久？实施成果如何？

　　梁中堂：翼城模式是唯一一个从1985年搞二胎搞到现在的。

　　1982年到2010年，全国人口增长了34%，山西省增长了38.8%，临汾市增长了 42.6%，翼城县增长了24%，比全国同期少增长了10个百分点，比山西省少14个百分点，比临汾市少18个百分点。我们没有每个时点上的出生性别比统 计数据，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全国0岁组性别比为118，山西省为113，临汾市为114，翼城县是100。

　　法晚：这说明了什么？

　　梁中堂：根据翼城县公安局的统计，翼城县是一个迁入大于迁出的县份。所以，以上数据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宽松的政策没有多生孩子，严紧的政策没有少生孩子。第二，即使站在计划生育体制内看问题，过去20多年实行比较宽松的政策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法晚：有人质疑翼城因为有专家的指导等这些人为的因素才能取得成功，并不具有普适性。您怎么看这样的质疑？

　　梁中堂：说实话，我从1990年前后开始，每次去翼城以后，我主要是想了解情况、掌握它的动态，然后在关键点上看有什么情况，我把它如实地反映出来，并不是说我指导了多少。

　　有许多人对翼城评价过高，他们评价过高，是因为过于把政策作为关键性的东西，而我不认可这一点。从1985年做试点到现在应该换了有十一二个县委书记，不可能每个书记都重视，即使重视，程度也不一样，但是翼城模式总体实施下来的结果都是好的。

　　我认为人口生育规律是客观的，翼城县试点的意义在这个地方。

　　法晚：如今全面二孩放开之后，您觉得会有所谓的“生育高峰”出现吗？

　　梁中堂：不会有，波动不会很大了。早在单独生二孩放开的时候，就有一种声音认为可能会出现补偿 性生育高峰，结果遇冷。11月5日卫计委的数据显示，一共只有不到二百万单独家庭申请要求生育二孩，和之前预计的数量差距很大。人口的增长有其自身的客观 规律。现在普遍放开二孩也会是这样的情况，所以不会有明显的或者比较高的出生高峰。

　　文/丽案调查工作室实习记者丁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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