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带手机被劝退，校长指示是“法”？
学生带手机被劝退，校长指示是“法”？
背景 ：3月初，河北省沧州一中12名高中生因在校携带或使用手机陆续被劝退，随后引起热议。对此，沧州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证实，这12名学生被劝退后暂未返校，教育局已介入调查。沧州一中微信公号近日发布声明称，维持对12名违纪学生的处理决定：“严肃执行校规，体现了学校为大多数学生负责的担当。”
新京报发表西坡的观点： 校方一直拿校规说事，仿佛自己是刚正不阿的执法者。但校规不能与国法相违，是基本的常识。学生有法律赋予的受教育权，不能单凭一纸校规就予剥夺。要说援引规定，《河北省普通高中学生学籍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试行）》显然比校规规格要高，其明文规定，对违反校规的学生“不应以停课、劝退等形式剥夺学生学习权利”。《细则》同时规定：“给予勒令退学、开除学籍处分的，须报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批准。”而现在的情况是，学校先予劝退，家长又跑到教育局要求调查。学校用不合法理的校规处置学生，可谓法盲“执法”。此外，学生家长多次问学校劝退学生的依据，相关工作人员回复称，“学校学委会上，校长提出‘用手机的学生就要被劝退’后，参会人员没有反对，就通过了。”既没有民主讨论，又没经学生同意，校长一句话就成了校规，12名学生的前途于是葬送。这不是“不教而诛”，什么是“不教而诛”？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大背景的当下，学校理应成为法治教育的滩头阵地，作为教育机构的学校及其管理者的校长，更应具备法治常识，熟知权利和权力边界，而在这一事件中，我们看不到丝毫这种意识。对于此事，被劝退学生受教育的权利需要尊重，但也不能止于此，涉事校长该如何追责，有关方面也要考虑。
小蒋随想 ：教育的本质应当是培养有健全人格、有责任担当、具备法治与公民意识的人，而不是“圈养”懦弱的、只会读死书的、唯上是从的“宝宝”。或许，在某些一线教育工作者看来，上面这些道理是“正确的废话”，他们与家长最终关注的还是学生的考分与升学率，其他都被视为“扯淡”。如果发现“耽误学习”，甭管涉及什么，都要有一个灭一个。“用手机的学生就要被劝退”不存在于任何教育法规中，只是校领导认为“玩手机丧志”就一声令下实施。这像极了“老子就是法”式的猖狂与“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将学生的受教育权抛到九霄云外，这本身就涉嫌侵权违法。此外，一些学校动辄就劝退乃至开除学生，也反映出校方的极度功利与自私——考不了好分数的学生就是给学校“摸黑”，调皮捣蛋的学生就是给学校与老师添乱，所以要“除之而后快”。一些老师只想教所谓的“好学生”，要将不听话的孩子“踢”出校门、推向社会。许多经验表明，被学校“抛弃”、又没到打工年纪的孩子往往只能在社会上游荡，很可能沦为违法犯罪的小混混。而上学的孩子，哪怕成绩不好，至少在走“正规的”成长路径，这对自控能力不佳的青少年，意义深远。学校与老师应当思虑，什么是社会责任，如何真为孩子好。
电视问政“火力足”说明日常监督乏力
背景 ：27日，南宁的一场电视问政，问出了阵阵火药味。面对曝光的公务员上班炒股斗地主、有车一族入住廉租房、盖一次公章“收费”2000元等问题，多名市民嘉宾当场激动抨击指责，其中一名市民还给到场的3名县委书记和1名副书记送上4个“苍蝇拍”，4位领导直言“脸红”“惭愧”，表示将大力整改。
京华时报发表刘雪松的观点： 这几年，电视问政受到一些民众的质疑，主要还是担心现场有“托儿”，有的只是看到了官员低头接受监督的姿态，却没看到彻底解决问题的结果；民众期待看到更多有火药味的交锋，看到旧的问题不被一次次拿到电视问政的台面上，循环往复。如何从一次又一次被动表态的“马上办”，转变为电视问政之前的“办完上”，这是工作的能动性问题，也是领导干部的作风问题。电视问政现场，对于领导干部来说，是一面镜子，是一个澡堂，是一处诊所。在入场之前，自己的镜子有没有照过，澡堂有没有洗过，病情有没有治过，都会在问政现场留下印记。因此，市民赠送的“苍蝇拍”，既是用来拍别人的，也是希望领导干部用来拍打自己。既打具体责任人，又打担负主体责任的领导干部。如果领导干部把电视问政仅仅当成一道程序，那么，脸红与惭愧，就成了普通人之间下不了台阶的尴尬，很难形成解决问题的动力。电视问政现场的大小事，与百姓切身利益相关，与党和政府的形象攸关，因此，“苍蝇拍”更该当打虎棒来使。只有件件有回音，事事有交待；既办曝光了的事，又主动办没被曝光的事，才能经得起民众的拷问和民意的检验。
小蒋随想 ：电视问政“火药味”挺浓，也曾一个侧面说明惯常的民主监督与百姓打分“乏力”。也就是，平时群众在政府机关办事若遇刁难与不畅，恐怕很难与工作人员掰扯并解决。这些气憋着攒着，只有等到电视问政时，面对有关领导，才能“撒”出来，力道能不强吗？某些领导“脸红惭愧”，其实是为平时的失察与不解决百姓问题一股脑儿“买单”。电视问政这种模式，还是没有摆脱“领导高度重视，问题迅速解决”的老套。某些领导未必是敬畏群众监督，更可能是担心丢面子、影响乌纱帽。若习惯于这种“集中监督”的路径，而不是在日常工作中让群众拥有对干部的打分权，恐怕还是效力不佳。毕竟，电视问政时间有限，如果一些问题没被问及，可能仍是未解。对某些领导而言，接受百姓问政并非日常工作，一时的汗颜，未必不能忍。这年头，哪种工作好干？若说当领导压力山大，有不可承受之重，会不会给人留下傲娇的感觉？如果哪一天不需要电视问政了，或许也表明日常的群众监督与考评干部已然“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