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校教授:部分地方打城镇化牌子圈地侵农民利益

　　城镇化：弃“老路”辟新途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联合发布的最新报告建议，要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必须强化农民的产权，提高征地补偿标准

　　章轲

　　仿佛被一个巨浪卷入了大海，身材矮小、黝黑干瘦的杨云觉得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压力。

　　自从10年前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开始新城建设，杨云家世代耕种的10亩地被征用后，杨云离开了土地，投身新区各个建筑工地打起了零工。

　　“被征地之前，全家靠种蔬菜、花卉、水果，年收入将近6万元。”43岁的杨云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但现在的收入很不稳定，“金融危机后，新城发展步伐放缓，很多建筑工程停了下来，就业的机会少了，当然也影响到收入。”

　　杨云仅仅是呈贡城镇化进程中10万离开土地的农民缩影。就在这个月，首个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发布，计划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

　　这意味着还将有1亿个“杨云”们将被抛入全新的生活方式。

　 　“老路”的风险

　　对城镇化的理解问题上，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原副院长陆庆光有一个例子。

　　“有一次某省县市一级的主要领导到研究生院参加培训，我在上课之前向他们提了一个问题：最近国家颁布了《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大家学习了以后有什么体会？”

　　结果，40多人的教室里，鸦雀无声。“我又换了一个问题，谁读过这个规划？”陆庆光说，“又是一片让人非常难以忍受的沉默！这些同志连读都没读，甚至可能有些人连知都不知道。”

　　“他们是在一线最直接领导城镇化实践的，而《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是以《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为基本框架的。”陆庆光说，“如果对这些规划都不了解，肯定会走到老路上的。”

　　陆庆光所谓的“老路”，根据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李民在各地调研的发现，也可以概括为：“地方上打着新型城镇化牌子做什么事的人都有”。有些地方忙着圈地，动辄几十平方公里，侵犯农民的利益；有些地方在扩镇的时候只建地面的房屋，对排水和污水处理不力。

　　相对于认为城镇化是关乎“城市”的命题，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玮认为新型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条新途径。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政策问题，但还涉及技术、社会组织管理、文化传统等问题，仅仅从某一个角度来解决新型城镇化问题就有偏差。

　　在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原司长陈文玲看来，就算是已经有5亿多人进入城市，但目前种种还不能称作是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

　 　德州案例

　　杨云的例子，其本质意义在于揭示城镇化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城镇化，更是人在生活方式上的城镇化，否则，无异于只是给城镇化画上了一张好看的皮而没有改变本质。

　　这方面的一个案例来自山东德州的 “两区同建”(农村社区和农村产业园区同步建设)。

　　德州“两区同建”发起于2007年，该市宁津县柴胡店镇东崔村等5个村农民自发自主将五村合并成一个大社区。这一实践随后得到了德州市官方的支持。

　　通过村庄合并和新型社区建设，德州市每个行政村新增耕地约为拆迁旧村庄占地的1/2左右，全市总共将新增约100万亩耕地，且始终坚持达到95%以上农户签字才能实施整村迁建。

　　德州“两区同建”的资金主要来自政策性资金、统筹性资金(通过土地增减挂钩政策所产生的土地收益)、社会性资金等，其中主要是统筹性资金。

　　“我很赞成城镇化‘要就’地的提法。”中国农业大学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教授许一飞说，就地城镇化最重要的是要瞄准县城，如果当地农民的收入水平、享受的公共资源服务与当地县城居民相当，就可以认为实现了城镇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城乡发展规划院院长付崇兰也认为，城镇化不是将城市无限制地向农村地区延伸，使乡村成为与城市同质化的一部分——而是要求留住乡村，实现“三农”与城镇化、工业化的差异化协调发展。

　　求解财税改革

　　有专家测算，农民转移到城市的人均成本是10万元左右。未来有2亿~3亿人将进入城镇，这就需要30万亿元。这样大体量的钱从何处落实，钱又怎么用？

　　针对“钱从哪里来”这一城镇化建设的关键问题，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本月25日在北京联合发布的最新报告《中国：推进高效、包容、可持续的城镇化》建议，应改革财政体制，设置不动产税，提高城市服务价格，扩大地方财政收入基础。在中央政府建立的明确框架内，应允许地方政府直接举债。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也认为，应根据人口规模配置基本公共资源。把大中小城镇公共资源配置均等化作为中央地方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之一。在推进行政区划体制改革的同时，推进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改革。

　　“为什么北京中关村的房子炒到10万元/平方米，甚至有的地方炒到20万元/平方米，不是房子在起作用，而是公共资源在起作用。”他说。

　　上述报告还称，由于城市扩张主要依靠征用农村土地，目前耕地面积已经下降至接近1.2亿公顷，逼近粮食安全保障的“红线”。要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必须强化农民的产权，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城市土地分配也应该由市场价格来引导。

　　报告建议，对工业用地可采用基于市场的定价，将比重过高的工业用地转化为商业和住宅用地，这有助于鼓励服务业发展，降低住房成本。

　　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英卓华称，在新型城镇化模式下，政府应当支持而不是取代市场，应允许城市更有机、更高效地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