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贫困宣战，民族地区准备好了吗？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加快推进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国家加大对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协作的支持，加强生态保护和基本公共服务。地方要优化整合扶贫资源，实行精　　准扶贫，确保扶贫到村到户。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扶贫事业。今年再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000万人以上。我们要继续向贫困宣战，决不让贫困代代相传。”
　　2011年，按照“集中连片、突出重点、全国统筹、区划完整”的原则，国家在全国划分了11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加上已明确实施特殊扶持政策的西藏、四省藏区、新疆南疆三地州，将这14个片区680个县　　作为新阶段扶贫攻坚的主战场。这14个片区680个县中，有相当一部分在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如何在落实好现有政策的基础上，加快地区脱贫速度，是今年全国两会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
　　新一轮扶贫开发带来新期盼
　　“国家一再推进的扶贫开发，为彝家人发展带来了新期盼。”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监察局副局长何吉英说。2011年，在中央审议通过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11－2020年）》中，四川　　省大小凉山彝区被纳入国家重点支持的14个片区之一。国务院专门成立了四川省大小凉山综合扶贫开发试点协调小组，并将大小凉山作为集中连片特殊贫困地区扶贫开发试点。
　　来自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的全国政协委员玉帕新，也表达了同样的幸福感。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进一步实施，桥头堡建设的进一步推进，国家连片扶贫开发的开展，勐海县也被纳入了国　家滇西边境山区发展与扶贫区域，“下一步的发展和建设有了更好的外部环境。”玉帕新说。
　　“国家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的新一轮扶贫开发，就红河州来说，有新的布局、新的思路、新的推动。”全国政协委员、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副州长谭萍说。
　　而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提出的“1000万人口脱贫”的目标，更是令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副县长张琼激动不已。张琼说：“国家下决定不让贫困代代相传，就是要解决贫困的　根本。我看见了国家带领我们和贫困决战的决心。”
　　据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副会长郭文圣介绍，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扶贫开发的形势、任务、重点区域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今后扶贫开发工作重点也要做相应的调整。同样，在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未来7年，我国扶贫开发的主要措施也要做相应的调整。
　　民族地区扶贫任重道远
　　不过，在表达喜悦和期盼的同时，全国政协委员、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福耀道出了代表、委员们的一个共识：“民族地区的扶贫开发之路，可谓任重而道远。”
　　据王福耀介绍，经过3年扶贫攻坚，截至2013底，阿坝州还有13万多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为18.6%，呈现出扶贫人数多、分布广，区域整体性贫困的明显特征。
　　“我们凉山是典型的山区，山地占全州总面积的90%以上。由于基础设施欠账多，交通制约明显，凉山地区的整体发展水平还很低，还有部分自然村寨不通电、不通水，靠天吃饭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何吉英　说，虽然彝家新寨建设取得了成效，但贫困程度深、生产力水平低下仍是凉山的发展特点。
　　在新一轮扶贫开发工作中，武陵山片区被国家列入全国14个重点集中连片扶贫开发区域，涵盖湖北、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交界的71个县（市、区）。《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2011-2020　年）》实施以来，为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带来很多机遇。
　　经过一年多的调研，张琼发现，目前武陵山片区发展虽有所改善，但由于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整个范围仍属于财政季度困难地区，片区规划的有些目标任务仍然难以落实。
　　张琼以交通为例，说道：“武陵山片区交通欠账较多，不少县市无铁路、无高速、无国道，更不要说水路和航空交通条件的改善。”张琼说，五峰县过去一直仅有一条二级路与外界相通，2012年底才建成一条一级路通到新县城渔关，其经济社会发展可想而知。“囿于交通，尽管五峰县大力发展生态旅游，经济并没有得到明显的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主席、九三学社内蒙古自治区主委刘新乐介绍了内蒙古的情况。他说，当前内蒙古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自主发展能力严重不足，主要表现为：经济结构单一，工业发展水平较　　低，服务业发展缓慢；财政困难，基础设施落后；社会事业基础薄弱，基本公共服务能力不足，社会保障程度低，少数民族贫困问题突出；教育落后，人才匮乏，协调发展失衡等。
　　“同时，现有政策难以全面覆盖，且落实不到位。”刘新乐说，目前国家实施的兴边富民行动、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等政策，未能覆盖内蒙古的蒙古族主要聚居区。从实践来看，如果不采取有针对性的特殊政　　策予以重点扶持，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就难以实现跨域式发展。
　　着眼实际，缺什么补什么
　　“扶贫要着眼实际，得看贫困之根源，缺什么补什么。”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忠信镇党委副书记郑维勇认为，发展要先有交通。
　　据郑维勇介绍，道真县以前有276个自然村，实施并村后，原有的自然村并成了84个行政村。不过，并村只是将村数合并，村民居住地并没有发生变化。在之后实施修路政策时，道真县只能通84条路，其余的村　　则仍未通路。对此，郑维勇感到很无奈。
　　在今年的两会上，郑维勇建议，要提高扶贫精准性，建立扶贫退出机制，实行扶贫的动态管理，构建新型“滴灌”式的“到人到户”扶贫模式。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谭栖伟也有相似的建议：“加快农村贫困地区产权制度改革，整合扶贫资源，实行精准扶贫。”
　　“扶贫政策有了，该谁去做？人才的缺乏，也是制约这些贫困地区发展的重要瓶颈。”多年来，张琼考虑的比较多的还有人才缺乏问题。
　　据张琼介绍，湖北省2013年实施的农村义务教师招聘新机制，采用“国标、省考、县聘、校用”的原则，省财政给每位教师3万元或3.5万元的补贴。“招聘结果让我们尴尬无比。”张琼说，报考五峰县的总人数　　只有74人，比申报的数额还要少两个，导致当年开学学校教师的严重缺乏。
　　“除了机制问题，还应该在引进人才的待遇上加大倾斜力度。”张琼建议，“至少要翻一番，并且要普遍提高贫困地区专业人才的待遇。”
　　此外，张琼还建议在民族地区的人才培养上给予特殊政策，如委培或代培一定数量的专业技术人才，特别是边远农村的小学教师和乡村医生。
　　郑维勇也注意到了民族地区人才培养的问题。由于教育基础薄弱，贵州农村中小学办学条件仍然较差，相关核心指标远远低于全国和西部平均水平。目前，全省有留守儿童94.2万人，农村小学寄宿生生均宿舍面　　积为2.62平方米，初中为3.59平方米，均低于国家建设标准。很多农村寄宿制学校基础设施缺乏。
　　2013年12月4日，国务院和教育部出台了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的工作部署，为改善贵州省农村学校办学条件带来了机遇。然而，贵州省要在5年内使义务教育学校全部达到国家办学标准，据初步测算需要投入资金1085亿元，其中，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改善农村薄弱学校办学条件需要资金500亿元以上。由于贵州各级财力薄弱，可最大限度筹集资金只有250亿元。
　　因此，郑维勇在两会上建议：在安排项目时，取消地方配套资金，国家加大专项资金投入力度，特别是对武陵山片区，理应在力度和政策上有较大体现。
立足特色，增强自我发展能力
　　“实现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的‘两个促进’，提高自我发展能力和参与市场竞争能力的‘两个能力’。”全国政协委员、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政协副主席田岚认为，要取得扶贫开发的成功，关键是要提高　　当地群众的自我发展能力。同时，经济社会发展新时期，民族地区也要有参与市场竞争的意识和能力。“这是长久之计、全局之计、根本之计。”田岚说。
　　走开发式扶贫道路，是中国扶贫事业的一贯传统，也是其取得巨大成就的基本经验之一。1986年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的成立，标志着以开发式扶贫为方针的专项扶贫的开始。《国家八七扶贫攻　　坚计划》、《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和《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都明确强调，要继续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这是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根本出路，也是扶贫工作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
　　“必须走‘产业开发’的路子，扶持建立自己的特色优质产业，培育龙头企业和示范户，带动当地民众主动参与到产业开发中来。” 王福耀说，近年来，阿坝州以市场为导向，加大特色产业培育力度，目前已形成了特色水果、优质蔬菜、道地中药材、跑山鸡等产业项目13个，贫困地区造血功能和内生动力不断增强，扶贫对象自我发展能力得到提高。
　　“民族地区的扶贫要让特色先行。通过特色产业扶持，增强内生动力。” 郭文圣说，民族地区具有森林、草原、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丰富资源优势，地域广阔、人口稀少等后发优势，必须充分以民族地区的资源优势为依托，发展地区经济、文化，特别是促进民族地区的旅游业发展。
　　据何吉英介绍，在凉山州，2011年至2013年，中央、省、州、县市及社会帮扶共投入资金37.07亿元，建成彝家新寨824个，村民们已陆续搬进新村，基本生活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彝家新寨同时还是我们需要好好利用的发展名片和资源，也是未来的发展重点。”何吉英说，“一村一景的旅游发展固然是一个好方向，建立基地、培育产业更应是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