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怕的“恶魔”：生物武器如何走向战场？

　　原标题：观察|可怕的“恶魔”：生物武器如何走向战场？①

　　 [编者按]

　　美国各地实验室仍在研究开发生物武器？

　　近日，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世界各地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美国控制下的生物实验室，并且奇怪而巧合的是，这些实验室多分布在中俄边境附近。俄罗斯认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美国在各地的生物实验室里开发生物武器，包括德特里克堡实验室。

　　俄官员的表态再次让生物武器成为大众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生物武器如何走向战场？生物武器远离我们了吗？

　　 动、植物毒素走向战场 

　　病毒与细菌不同，细菌是有细胞壁的，可以独立存活在空气和土壤中，因此传播非常广泛。抗生素可以在不伤害正常细胞的前提下，攻击细菌的细胞壁，阻止细菌的繁殖。而病毒没有细胞壁，因此病毒都是寄生在活细胞中。这在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病毒都需要寄宿于宿主体内才能存活，一旦离开了宿主就会在短时间内死亡。这也是病毒和细菌最大的不同，这也使抗生素对病毒基本无效。人体无创皮肤能阻挡绝大部分病毒的入侵，病毒主要通过呼吸道、眼睛、口腔进入人体来感染。

　　正因为病毒有这样的一些特点，针对病毒目前还没有十分有效的治疗药物。最有效的抗病毒治疗手段就是疫苗，也是就是将病毒的毒性降低之后，注射入人体内，刺激人体免疫系统产生免疫细胞，从而对病毒产生免疫。

　　但是，病毒和细菌都可以成为生物武器。根据生物学特性，生物武器可分为细菌性、病毒性、真菌性和毒素四类。细菌性的生物武器包括炭疽芽胞杆菌、鼠疫耶尔森菌、布氏杆菌等；病毒性的包括天花病毒、东方马脑炎病毒、黄热病毒等；真菌性的包括球孢子菌、荚膜组织胞浆菌；毒素性的包括肉毒毒素、蓖麻毒素、葡萄球菌肠毒素B等。

　　形象地来说，人类千万年的进化史就是一部不断和细菌、病毒搏斗的历史，当人类开始相互争斗时，自然也将细菌和病毒作为武器加以运用。而在使用细菌、病毒作为攻击手段之前，人类还将自然界中可见的动、植物毒素运用于作战。curare（毒箭）一词源于圭亚那印第安人土语中用植物中提取涂箭头的毒物。由此可见将动植物提取的毒素用于作战是古今中外皆通用的一种手段和方式。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关公刮骨疗毒”。正史《三国志·蜀志》中记载“羽尝为流矢所中，贯其左臂，后创虽愈，每至阴雨，骨常疼痛，百医曰：‘矢镞有毒，毒入于骨，当破臂作度创，刮骨去毒，然后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医问劈之。时羽适请诸将饮食相对，臂血流离，盈答于盘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不过动植物提取的毒素无生命并且也不能繁殖，而且受毒素感染的人又不会在人际间形成传染。因此，毒物作为军事攻击手段，其军事效能过低。

　　当人类开始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利用细菌和病毒作为攻击武器时，生物战才算是拉开真正的大幕。

　　 生物战初露端倪

　　公元前1325年，位于小亚细亚的赫梯王国攻打腓尼基人城市麦拿。采取了散播兔热病死者血液和染病绵羊的办法。腓尼基人不明就里，把病羊牵回家中，这样加速了疾病的传播， 最终使得麦拿这座城市暴发了一场可怕的瘟疫。对于这场人为导致的瘟疫，意大利医学家特雷维萨纳托称之为“赫梯瘟疫”。而在赫梯遭到领国阿尔扎瓦王国进攻时，一些绵羊神秘的出现在阿尔扎瓦的街道上，当地居民抓来绵羊食用之后，兔热病随即便蔓延开来了，阿尔扎瓦王国对赫梯的进攻也就结束了。

　　而在中国史学家班固的汉书中也有类似载。当时的汉朝武帝举兵进攻匈奴时，“闻汉军当来，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军”。显然这些被“诅”过的牛羊，推测就是被处理过的原始生物武器。汉军触碰、食用这些牛羊，以及饮用这些牛羊污染过的水源后，汉军中大规模流行瘟疫使军队丧失了战斗力。

　　受限于远古时期人类知识水平的局限，那时的生物作战样式还比较原始，并且史籍记载也语焉不详、含混不清，难以考证当时生物作战具体效能如何。古代典籍中被广为人知，并且记录详细的生物战史则是公元14世纪初的鞑靼人围攻卡法之战和1763年的英国军队对北美洲印第安人发动的天花战。

　　 英国曾对印第安人展开天花战

　　卡法城现在是乌克兰境内的西奥多西亚，位于克里米亚半岛沿岸。当时属于金帐汗国、居无定所的蒙古人（又被称作鞑靼人）部落在迁徙过程中来到了卡法。蒙古人的到来，与居住在卡法的意大利人时常发生冲突。不久，这种冲突发展成战争状态，金帐汗国的蒙古军队围攻卡法便成了常事。而鼠疫暴发一事被来自意大利的史学家加布里埃尔·德·梅斯给记录了下来，他写道：“卡法是热那亚人建立的港口城市，始建于1266年，是连接东西方的重要港口城市。蒙古军东征时曾围困这座城市长达一年之久，直到1346年的后半年，蒙古军中鼠疫暴发了。

　　这次鼠疫的起源地至今无法确认，它是流行于生活在欧亚草原上的土拨鼠和地松鼠之间的地方性疾病。鼠疫在人类间传播是因为被寄生于啮齿动物身上的跳蚤叮咬的结果。鼠疫的效果在卡法战役中是极具戏剧性的，整支军队笼罩在疾病的阴影下，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人死去。这极大打击了鞑靼人的士气，所有的医疗手段都失去了作用，只要一出现高烧并伴随着腋窝和腹股沟出溃烂症状就意味着死亡。鞑靼人不断地死去，整支军队笼罩在传染病带来的恐慌中，不知道何时才能逃脱。他们对攻城完全失去了兴趣，但是上级命令他们将染病死尸投入城内，希望令人难以忍受的恶臭可以给城内的人带来死亡的威胁。尽管基督徒们把很多尸体投入大海，但他们仍然无处可躲，无处可逃。尸体很快腐烂并污染了空气和水源，同时还不断地发出恶臭。

　　这次生物作战的后果除了造成卡法城内大量人员死亡之外，更为严重的是鼠疫先从意大利开始蔓延，然后传遍了整个欧洲，最终形成世界第二次鼠疫大流行。据不完全统计，仅1347年至1352年间，欧洲因感染鼠疫而丧生的人数就达6200万。

　　1763年的英国军队对北美洲印第安人发动的天花战是一场主观目的很明确的主动生物战。在1763年6月，英国驻北美总司令杰弗里·阿默斯特爵士在写给当时已在俄亥俄及宾夕法尼亚地区进攻印第安部落的一名部下亨利·博克特上校的信中询问道：“能不能设法把天花引入那些反叛的印第安部落中去？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用各种计策去征服他们。” 博克特7月13日回信说：‘我们将一些可能落入印第安人手里的毯子带上天花传染过去，并留心不使我们自已患病。”然而在6月24日，皮特堡的埃古叶尔上尉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件事：“出于我们对他们（指两个敌对的印第安人首领）的关怀，我们把从天花病院里拿来的两条毯子和一条手帕送给了他们，我希望这会产生预期的效果。”几个月后，天花在俄亥俄地区的各印第安部落中流行起来。

　　由此可见古代人类生物作战是原始的，且不受控制（进攻的具体对象、时机、气象条件等）。生物武器的使用都是在不明白不了解细菌和病毒治病机理的情况下，尝试直接利用带有细菌和病毒的物体，意图给敌方造成杀伤。并且由于是尝试性的，所以也没有后续的改进和更新作战手段（生物武器）和作战样式（投送方法、投掷手段等）。同时也受制于科学知识及技术的局限，生物武器都是就地取材，寻找带毒带菌物体，徒手或者借助其他工具投掷向对方，或者故意遗留在敌方途径的区域造成感染和传染。随着人类对自身及自然认识的不断加深，尤其是近代西方科学的兴起，大规模工业化时代的到来，生物作战手段和样式将开启一个全新的世代！（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张迪

扫码下载新浪新闻 时事在你掌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