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农忙季 外出农民今年还回乡吗

◆5月21日，武胜县龙女镇的农民正在田间抢栽水稻。当日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小满。文伟 本报记者 何海洋 摄

  5月，小春抢收、大春抢种。这是一个与时间赛跑的季节，也是农村最热闹、农民最辛苦、农业最繁忙的时节。
　　“记忆中，每到五月，政府、工矿企业甚至学校都会停下来抢收抢种。”网友“外乡人”发帖称，“农忙季节，出去务工的人都像候鸟般‘飞’回来。”
　　今年的“双抢”，如潮汐般准点的返乡务农潮又出现了吗？记者以仁寿县珠嘉镇棚村为样本进行调查，看到的却是与往年不一样的情形。

  返回的“候鸟”少了

  过去上千人，今年只有十几个
　　5月6日上午10点过，记者来到棚村，村支书贺德军已经在村口等候。
　　一丛丛的油菜伏倒在地里。收割后的麦田留下齐整整的麦茬，像是给麦田剃了个“板寸”。空气里飘荡着麦秆的清香，但人却看不到几个。“现在不正是农忙的时候吗？怎么看不到人呢？”“情况不一样了。”贺德军的记忆中，往年这个时候，在外务工的男男女女，再远都要往家里赶。白天在田间劳作；到了傍晚，一些有闲情的农民还要在空地上拉开架势，跳上几支坝坝舞，整个村子都热热闹闹的。等地里的稻秧齐垄时，回乡的人们又启程了，村子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这两三年，返乡“双抢”的农民越来越少了。“全村有4000人左右，在城里打工的差不多占了60%。2010年以前，回来‘双抢’的差不多有1000来人，今年就只有稀稀拉拉十几个人了。”贺德军说，因为没人“撑场子”，坝坝舞今年一场也没举行。“为什么不回来？”
　　贺德军以自家为例现身说法。他一家四口，两个儿子一个还在读书，另一个已经工作，共有9亩多地，基本上靠机耕、机收、机种，只用了10多天就忙完了。“再说现在的孩子哪里还做得了农活嘛！工作也耽误不得。”     

  回乡者的想法 

  虽然亏了钱，不愿荒了地
　　胡德军正在收油菜，豆大的汗珠从鼻尖滴落到土地上。他就是今年回乡的十几只“候鸟”之一。
　　4月20日一大早，在成都做泥水匠的胡德军就向老板请了假，急匆匆地坐大巴赶回棚村。“我家种了6亩油菜。3个娃娃都在广东打工，屋头只有老婆、两个孙女和一个老人，每年这个时候我都要回来‘双抢’。”胡德军说，已经习惯了这种“候鸟”式的生活。
　　其实，从内心来讲，老胡并不愿意回家。站在已经打捆的油菜秆旁，胡德军算了笔账：自己在外打工，家里完全是种“耍耍田”，今年每亩地只收了200多斤油菜籽，比别人家少了近一半。按每斤油菜籽2元计算，一亩油菜只能挣400多元。而除去种子、化肥、农药、请人收割等成本，还要倒贴。在成都打工，每天差不多可以挣100元，回来“双抢”一般要耽误一个月，意味着损失近3000元。“你算好的了，成都近，回来花不到几个路费。”听到胡德军算的账，在他旁边的高春芳忍不住插嘴打断，“我每次从深圳回来，坐火车单程就要五六百元，如果是飞机，那就是1000多元。”为了少花钱，今年高春芳和老公商量，只回来她一个。“我一个月也就2000多元的工资，他挣得比我多得多，回来太不划算了。”“双抢”成了赔本买卖，愿意返乡的农民自然也越来越少。可是胡德军、高春芳们为何还要劳神费力地往家赶？
　　两人给出了同样的答案：自己家的地，不想荒了。“不管咋个，农民还是对土地有感情的，要是荒了，以后想种点啥子更麻烦。”胡德军说。
　　“我现在最巴不得哪个能把我的这块地给流转了。”对于胡德军而言，这是他能想到的最好办法：既可以安心外出打工，又能保证土地不撂荒，每年还可以收一笔稳定的土地流转费。      

  棚村现状

  农民盼土地流转，不愿被绑在土地上
      “我家7亩多地，每亩300元，前年就都租给村头的大户了。”村民胡德国已当起了“跷脚老板”。他抄着双手，看着大力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力勇在地里忙活着。
　　在胡德国看来，土地流转让自己一家人从田地里解放了出来。“我已经一把年纪了，3个娃娃又都在外头打工，屋头就只剩我和老婆子，哪儿种得下来那么多地嘛。还不如全部租出去。”胡德国说，300元/亩/年的流转费，跟他自己种地的收入也差不多，“关键是娃娃也不用操心了，他们在外头打一天工就可以挣百把元，回来耽搁十多天，多的都赔进去了。”
　　而对于流转他家土地的李力勇而言，这也是一笔赚钱的买卖。2010年，他开始组织农机专合社。“1台机器相当于五六十个劳动力。我的地又不多，机器根本‘吃不饱’，所以便干脆向其他村民流转土地。”李力勇说，外出务工的村民不愿土地撂荒，也乐意把土地流转给他。李力勇给记者算账：小春种一季小麦，每亩大约能收入250－300元；大春种植水稻和玉米，每亩毛收益在300元左右。刨除流转费，算下来，一年每亩地的收益在300元上下。“我现在一共流转了460亩地，光是种粮每年差不多可以有14万元左右进账。”
　　土地流转后，抢收方式和抢收速度也在发生改变。
　　“你看现在才6号，村头的油菜基本上都抢收完了。要是在以前，基本上要搞到20多号。”贺德军指着路边的田地告诉记者，土地流转后，不少地块都开始采用机械化作业，“双抢”变得既没那么忙，时间也没那么长了。“我一天至少要接几十个电话，根本忙不过来，我只有选一些离得比较近、规模比较大的地方。”李力勇说。
　　规模经营，让农民不再被束缚在土地上；机械化作业，让劳动力强度也大大降低，棚村的“双抢”自然不再需要那么多农民返乡了。流转，既不撂荒土地，又能让农民、大户都获益，似乎成了“一根甘蔗两头甜”的好办法。
　　但能吃到这根“甜甘蔗”的却是少数：现在村里只流转了近600亩土地，差不多是总量的六分之一，都是村里条件最好的土地。剩下的土地分散在丘陵上，没集中连片，不利于农机操作。“胡德军、高春芳两家的地就是分散的，没人愿意租，就只有自己回来了。”贺德军说，村里也有举家外出的农户，地就直接荒起了。“如果能把剩下的地集中起来，或许以后的‘红五月’回来的人就更少了。”贺德军说。
      □本报记者 许静 方圆

      专家点评
　　棚村故事是四川农村的缩影
      吕火明（省农科院党委副书记、教授）
　　“双抢”是中国“三农”现状的一个放大镜。记者看到的棚村情形不是个案，在城镇化进程这个宏大的时代背景下，这是农村的一个缩影。
　　棚村故事给我们以警示。农民工回不回家，反映出土地在农民心中的分量。从之前上千的农民返乡，到近年来“稀稀拉拉十几个人”，农民的选择很现实。
　　棚村故事也给了我们希望。像李力勇这样，有意愿、又有能力从事农业生产的新型农民，在农村转型期扛起了农业这面大旗。对于他们而言，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徙，反而给了他们更大的市场空间和更多的土地资源。
　　棚村故事更留给我们一道考题。整个村子，还有五分之四土地“卡”住动不了。而我省有六成以上的耕地都位于丘陵地区，如何突破，是一道摆在全省农业面前的共同考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