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管不住”到“治得住”——一个涉农社区的治理变革

四川在线消息（四川日报记者 黄泽君） 两抢两盗案件发生率下降34%、曾每天都会发生的商家斗殴事件“消停”了、社区活动流动人口参与率明显高了……“村改居”一年半后，成都市武侯区南桥社区党委书记唐琦，终于“摸”到了社区治理的门路。

这实在来之不易——前年底，在武侯区彻底消灭“城中村”的浪潮中，南桥村“蜕变”为南桥社区。然而，在大半年的时间里，老唐都觉得，“村改居”改变的只有名字，商家之间有许多矛盾，治安问题也没得到改善……“依然很头疼”。

去年4月，南桥社区率先在武侯区26个涉农社区中迈开步子，通过引进社会组织，动员辖区内商家参与等多种方式，探索出了一条城市涉农社区的治理之路。

管不住的社区矛盾

“我们社区常住人口只有4800多名，但流动人口太多，两者比例达到1:6！”唐琦的激动可以理解：接近3万人的流动人口，给社区治理带来了许多难题。

由于八益家具城、太平园家具城都在南桥社区，在鞋厂、家具厂务工的打工的流动人口较多，群体普遍素质不高，社会矛盾较之普通城市社区更激烈，每逢家具博览会等活动，更不乏争抢摊位引发争执、堵塞道路等情况。这种时候，社区两委要“齐上阵”，才能勉强维持秩序。

对于社区的“种种劣迹”，居民张鲜群深有体会。“社区总有扫不完的垃圾，路边上看到打架是家常便饭，吵架的更多，这样的社区咋个爱得起来嘛！”

南桥社区的治理难题，也是众多涉农社区共同面对的困惑。

“26个涉农社区，就是全区社区治理的‘硬骨头’，要治理好，确实不容易。”武侯区民政局副局长王劲松认为，社区治理要做的不仅是“解决矛盾”，更要让居民“打开心门”，参与到社区中。

没矛盾，还居民参与？唐琦觉得，这跟天方夜谭似的。

“治得住”要靠多方力量

去年4月，武侯区率先在全市将社区承担的部分政务服务“甩出去”，为社区“减负”。这一举措，让社区两委，从繁杂的政务服务中抽身出来，把精力“归位”于社区治理。

不过，2平方公里，3.5万人口，仅靠社区两委，仍是捉襟见肘。如何调动多方力量，特别是社区居民共同参与？南桥社区决定交给社会组织去做。

去年9月，通过招投标，南桥社区与成都市同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签订协议，由社区出资27万元购买同行社工的为老助残、睦邻学院、礼仪课堂等8项服务。

志愿者们生动的讲课方式，吸引了许多打工者。“文明的生活方式、遇到矛盾如何处理、过激行为带来的危害等，都融合在了课堂里。”唐琦很快发现，下了班来参加夜间课堂的居民多了起来，一周一次的夜间课堂，在大家的要求下，很快调整为一周两次。

在社会组织的帮助下，社区还多了许多“自组织”。张鲜群就组织居民们成立了腰鼓队，每周定期排练，社区搞活动的时候，还能露上一手。

此外，社区还动员起了商家的力量。“我们引导家具卖场的商家们成立了自治小组，让他们学会自行管理。”唐琦说。王拥军就是被选入自治小组的一名商家。“以前遇事都找社区，社区也不清楚情况，经常急得团团转，现在出现矛盾，自治小组会做出公正的裁决，大家也都心服口服。”王拥军说。

不仅如此，社区内的企业还与居民们“结对”，企业出资对失业居民进行劳动技能培训，合格后，吸纳为员工，同时解决“招工难”和“失业人员”的问题。

管住了还得“可持续”

社区治理的探索，已初见成效，南桥社区却又面临新的困惑。

“社区与社会组织还处于磨合期，在共同治理社区的分工上还有分歧。”老唐举了个例子，居民参加社会组织的活动，那么，安全问题究竟该谁负责？老唐觉得，谁组织就该谁负责，不过却也“放不下心”。

虽然有“权力清单”，但老唐觉得，这种磨合还得回归到实践。“得在一次次的合作中磨合，达成默契最重要。”

除了磨合，资金也成为社区的一个担忧。

“用于购买服务的27万元，来源于社区公共服务资金和集体资产效益资金，但每年都这么买，好像也不是个办法。”唐琦有些苦恼。

不过，在武侯区举行的首届中国社区治理论坛上，他似乎得到了启发：上海大学教授顾骏在论坛上抛出观点，社区应当培育社会组织的“造血能力”。“社区购买社会组织的服务，让他们为特殊居民开展无偿、低偿服务，与此同时，普通居民的服务，应鼓励社会组织收取正当费用。”

实际上，资金也是其余涉农社区迟迟“迈不开腿”的障碍。“不少社区还没转变观念，总觉得自己能管的事，凭啥要花钱去请人来做？”王劲松说。

在顾俊看来，这样的担忧有些多余——在上海静安区，政府曾花大量资金解决辖区内的各类纠纷，自从引进法律类社会组织后，服务的人群多了，群体事件大大减少，购买服务的资金仅为原投入的十六分之一。

王劲松透露，武侯打算在近期开一场涉农社区治理的推动会，把南桥的经验推广出去，鼓励更多的涉农社区开始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