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年前杀人犯成作家:想把经历写成书却没敢写完
原标题 ： 对话作家、湖州抢劫杀人疑犯刘永彪：
不敢回忆那天的一切事情
1995年11月29日晚，浙江省湖州市织里镇发生了一起抢劫杀人案件，闵记旅店的老板、老板娘、孙子及一名来自山东的商人被人杀害。两名犯罪嫌疑人逃亡22年后，终于被警方控制。
8月11日，犯罪嫌疑人之一、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人刘永彪在家中被警方抓获。“我在家里面等你们等到今天”，现场视频显示，刘永彪对参与抓捕的民警这样说。落网时，刘永彪已经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曾获得“安徽文学奖”，发表作品200多万字。
刘永彪在湖州市看守所接受记者采访。 警方供图8月21日，刘永彪告诉新京报记者，22年来，他从未向任何人吐露当年那场残忍的谋杀案。但他从未忘记，每时每刻都在忍受内心的煎熬。他经常做噩梦，有时梦见自己一出门就被抓，有时梦见大树倒下。午夜惊醒，再难入眠。
他说他不配拥有作家的头衔。因为在他心中，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写的都是真善美。他这样背负命案的人，怎么能当灵魂工程师呢？他甚至刻意忘记了谋杀案的日期，连犯案细节也不愿提起，“不敢回忆那天的一切事情。”
他曾想把自己的经历写成故事，甚至连题目都想好了，但只写了两三万字，没敢再写下去。“如果要写，我就写原罪，打一个括号，后面是赎罪。”刘永彪说。
办案民警下乡走访，排查血样。 警方供图“我知道我跑不掉了”
新京报：警方说见到你时，你说“我在等你们”，为什么这么说？
刘永彪：我是8月8日那天做的DNA检测，我就知道我跑不掉了。其实脑子里老早就有两种设想，一个是出来面对。特别是白银案出来之后，当时到处都在说这个案子，我就想，不超过一年肯定就能查出我了，我给汪维明打电话，说如果查出来，不管先查到你还是先查到我，都不要逃。20年过去了，上天已经给了我们这么多年，我又添了儿子，你也添了孙子，我们就要面对，不能怕。所以当时抽完血，我就在家里等公安来抓我，我都没有逃。
新京报：你在抽血后和汪维明说了什么？
刘永彪：我就给他讲给我采血了，做了DNA，他不相信，他说不要紧，恐怕不是这个案子。他说这个案子不一定能查出来，我觉得是很可笑的。因为他不知道司法队伍建设到这样，几十年的案子都不放过，都还在查，现在是肯定要查的。
新京报：警方说你给妻子带了一封信？
刘永彪：我晓得该走了，就给她留了纸条，叫小孩子不要挑食，他们都是穷人家的孩子；叫老婆要坚强。本来是写在小纸条上的，后来晚上我又在纸上抄了一遍。
8月10日公安局去抓我的那个晚上，我正在家里补课，我突然就要发无名的火，我叫他（儿子）吃饭，他（儿子）不吃，我心里发了火，爸爸马上就要走了，他们还不知道，我又不能讲，他们吃东西还要讲究，这怎么可以呢？
女儿还要买一个苹果7的手机，我就骂她，她不知道，但是我心里的火，我自己晓得。
新京报：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呢？
刘永彪：我怕老婆一下子受不了。我主要想告诉她，我做这个事并不是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多么坏的人，这是第一。
第二，我家里穷，走的时候还有债务，女儿的眼睛还在治疗，所以我也把治病交代一下，还有几个方面，也是自己一直辩解，对儿子和女儿有些话要讲。
新京报：这些年来，有没有和家人朋友或者任何人说过这个案子？
刘永彪：没有，不敢说。
新京报：每年的11月29日你是怎么过的？
刘永彪：这个日子我早就忘记了。还是在侦查员侦查的时候，我看到条子上写的。我不敢回忆是哪一天。
新京报：想过自首吗？
刘永彪：儿子出生之后，我就没想过投案自首了，我就希望把小孩带好。每天在家里烧饭陪他吃饭，他需要爸爸照顾。
这个案子如果不查出来，我永远都不说，我也不会自首。现在案子破了，我还要感谢高科技，我解脱了。我这些年做噩梦，醒了之后很害怕。昨天我又做噩梦醒过来，一看我已经在这里了，我怕什么呢？不怕了。
新京报：经常做噩梦吗？
刘永彪：太多了。梦见我出门突然就被抓走了，还有爬山的时候，前面一棵树倒下来……太多了。
新京报：梦醒之后你会想些什么？
刘永彪：想我没做过对不起良心的事情，这次犯下天大的错误，活该受折磨。就是后悔和恐惧。
刘永彪在湖州市看守所。 警方供图22年前的命案
新京报：犯案之前，你家的状况怎么样？
刘永彪：那几年，我父亲过世了，留下了很多债务。另外，我女儿生下来时眼睛有病。那时候，我家里不吃不喝，一个月也弄不到一千块钱，就是靠土地挣钱。
新京报：1995年，你为什么要和汪维明去织里镇？
刘永彪：我家里经济条件不好，连交公粮的钱都拿不出来。又在报纸上发表了几篇文章，为人很清高，觉得作为一个男人怎么能过成这个样子呢？后来汪维明跟我说，我们怎么这么穷呢，不如去外面闯闯。我说要到哪里去？他说湖州那边有很多有钱的大老板，找个人搞一两万块钱是个轻而易举的事情。
新京报：你马上就同意了？
刘永彪：那个时候如果我有一两万块钱就能解决大问题了，家里条件也不一样了。所以我们一拍即合。当时我连车费都没有，就跟着去了。但是当时没有想到会搞出人命。
新京报：你和汪维明是好朋友吗？
刘永彪：他比我大十一岁，属于我的长辈，我很尊敬他。大集体时期，汪维明是记工分的会计，在我看来就是文化人。而且，那时候生产队晚上的文化活动就是听大鼓书，汪维明认识很多人，有很多资源。
他爱人去世之后，他和丈母娘家不来往，小孩没有舅舅，就认我做舅舅。
新京报：犯下命案之后你们去了哪里？
刘永彪：我们两个逃到上海，然后就分开了。我不敢和他联系，担惊受怕，每天都是折磨。
新京报：你在怕什么？
刘永彪：首先想到的是名誉问题。我几乎看过所有的侦探小说，我明白，像我这种情况肯定会被查出来。那时候我已经小有名气了，就怕一旦被查到名誉扫地。另外也怕因为这件事影响家人。这也是我一直不敢自首的原因。
新京报：之后你做了什么？
刘永彪：1996年的清明节，我买了一包老鼠药打算去父亲坟前自我了断。后来想到老鼠药很苦，又用小药瓶装了点酒。没想到，那一次我老婆把女儿抱去了，我看到女儿，想到她的眼睛还没好，我觉得应该尽父亲的责任，所以就没有吃药。
新京报：这期间有没有害怕警察会找到你？
刘永彪：很担心。我觉得警察肯定会找到我，也想过自首或自杀，毕竟这个案子牵扯了四条人命，太大了。但同时，我也抱有侥幸心理，毕竟还没被抓到。我偶尔也劝自己，万一办案人员疏忽大意没查到我，时间一长说不定就查不到了。
“像我这种人怎么能写小说呢”
新京报：当年的命案给你的写作带来了哪些影响？
刘永彪：都是坏的影响，没有好的，恐惧害怕嘛。
对我来讲，我生活在现代社会，看了那么多书，我的创作冲动和灵感太多了，但是这个案子对我有影响。我为了忘记这个案子，就跟人家打麻将，特别是“白银案”出来之后一年都是这样。
我什么事都不能做，就这样把写作的时间浪费了。如果不打麻将，不下象棋就要想到这个案子，我自己心里也是清楚的。
新京报：如果没有犯案，你觉得自己会是个成功的作家吗？
刘永彪：就在警察抓我之前两三个月，还有人叫我写电影。之前我还写过50集的电视剧，写过电影剧本。但我就想到我这个历史问题，不敢进一步发挥。如果没有这个案子，我的高度绝不是现在这样，不论是质还是量。
新京报：“不敢进一步发挥”是指的什么？
刘永彪：（案发后）一年没有查到，我就有一点侥幸心理了，想着也许不查了吧，我就开始写作。有时候写着写着，又觉得，我犯了这么大的事，哪有资格写作，就停下了。放了一阵发现没事，我就又开始写。刚写出一点成果，又觉得我毕竟是背着命案的人，这么大案子怎么可能不查，我就又不敢写了。一直在这种矛盾中过的。
其实犯案之后，我就不努力了。我也不敢努力，就怕万一出名了被人家关注，命案就被查出来了。我写的小说，在有些大刊物发出来以后，我一看，像我这种人怎么能写这种小说呢，突然就有这样的内疚感觉，然后我马上就写不出来。
新京报：这个案件是你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刘永彪：那是我人生的一个污点，不堪回首的污点。它是影响心理的一个魔鬼，很是折磨我，时不时地跳出来。我出了成果它就跳出来了，不出成果的时候就忘记了，有时候忘记了就好一点，忘记了以后就好好地要看书、要当作家了，但是你出了一点成果，它又跳出来了。
新京报：你觉得文学圈的朋友怎么看待你？
刘永彪：其实很多作家一直在关注我，很多编辑也是。安徽有一个老师对我相当不错，但其实我是愧对他的，因为我没有像其他人那么努力。他关注我，我发了几本小说马上就要缩回来，不敢写了。就是内心恐惧害怕，而且觉得自己不应该有这个作家的头衔。
新京报：为什么觉得自己不应该有作家头衔？
刘永彪：文学写作，说得好听一点，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写的都是真善美。我这样背负命案的人，怎么能当灵魂工程师呢？
新京报：你的作品中有没有自己的影子？
刘永彪：基本都有。我的长篇小说《难言之隐》，里面那个马小牛就是我自己的影子，像马又像牛一样。
新京报：你是不是曾想写一个身负命案的美女作家的故事？
刘永彪：对，但最后没有写出来，不敢写。名字就叫身负数条命案的美女作家，写了好几个月，有两三万字了，不敢接着写了。
新京报：你为什么说你的书里没有坏人？
刘永彪：坏只是一种相对的概念，它有自私，自私是本性，有的人你讲是坏人，可能他的动机是好的，办出来的事别人不能接受，那也不能叫坏。
新京报：如果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一本书，你想写什么？
刘永彪：我肯定是没有机会写了。如果要写，我就写原罪，打一个括号，后面是赎罪。这么写可能没有什么市场效应，但对我来讲，我写出来要给我儿子女儿看，我想告诉他们，爸爸走这条路并不是本心就是恶的。如果要写的话，我肯定客观地写出来。
新京报：这本书里你会写些什么？
刘永彪：写我家里的环境，文化的氛围，我的理想。让别人看到，我是一个罪人，但我后面还有赎罪。他本来是一个不想犯错误的人，怎么就犯下这么个大错，在人性本善和恶行之间找一个反思。
“完全走上了极端”
新京报：你怎么评价自己？
刘永彪：我到现在都认为我本质不坏。但是我完全走上了极端，我会说是顾此失彼。
对我来讲，也许当时像我这样努力读书，在南陵县这个地方，肯定有我的一席之地，但是我从来没有争取，想通过别的途径来解决一下，证明自己。为了改变自己的环境，当时损害了别人，这个没有把握好。这个完全是顾此失彼了，造成了这样一个大的错误。
新京报：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有担当的人吗？
刘永彪：我认为我对家人有担当，但对自己做下的案子没有担当，这是很矛盾的。
新京报：你觉得你自己性格里面最大的缺陷是什么呢？
刘永彪：有时候容易走极端。有时候一想，不晓得反复地再想一下，这个案子如果我再想一下，他叫我去的话，我就想到底能不能去，在那个事情实施以前我再想一下，为什么一定要实施，我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人，一直都没有主见，人家怎么讲我就怎么做，我现在都没有主见。
新京报：这些年你有没有想过为那四个死者、那些受害人做点什么吗？
刘永彪：没有，我都不了解他们，但是现在我想死者的家庭，我对他们很愧疚的，如果有来生的话，我给他们做牛做马。
新京报：除了对不起受害者，你还有没有觉得对不起谁？
刘永彪：对不起家人，对不起妻子，儿子，女儿，对不起我的母亲，也对不起我死去的父亲。
新京报：现在还有什么想说的？
刘永彪：像我做了这样的事情，理应尽早自首。自己做下的事情，肯定要面对的，做过的事情不能挽回，最好的挽回方式就是自首。
新京报记者 王翀鹏程 安徽芜湖报道
责任编辑：张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