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锐：乞丐月入万元 伦理问题应用法律求解

    常识告诉我们，乞丐本不是也不该是高收入群体。他们的收入标准并非乞丐行当的通例，他们或多或少都已经游走到了法律的边缘，通过不妥当方式或者在不恰当区域进行了乞讨。

    近日，一位老人蹲在邮局大厅内清点大堆零钞的照片被发到网上，引发众多网友关注。发布照片者称，照片中的老人来自江苏，靠乞讨为生，每月能往家汇款万元左右。老人自己曾透露，他靠乞讨来的钱供家里的三个大学生，家里盖了两层楼房，乞讨的钱是家里的主要收入来源。(新京报9月16日)

    而央视对这些月入过万的职业乞丐进行了更为详尽的报道，“上午她跪在街头、磕头乞讨，中午她转身坐在中档餐厅啃起鸡爪。上午他跪在地上哭哭啼啼，为照顾病父乞讨，中午他来到奢侈品店挑选腕表。一天乞讨结束了，在家喝个小酒，桌上还有大闸蟹。”(央视9月16日)

    乞讨者的弱者形象和强势的高收入形成巨大反差，贫富两重天的极端人格分裂画面更让人如梗在咽。不得不说，这些可怜之人已经因“高薪”让人生恨。其实，我们并不仇富，我们计较的只是财富通过不公平的方式取得。他们欺骗我们的善心了吗?他们亵渎了我们的善意了吗?这些都是有待追问的伦理问题。

    常识告诉我们，乞丐本不是也不该是高收入群体。可是，这些乞丐为什么可以打破“市场规律”，创造业界奇迹呢?事实上，他们的收入标准并非乞丐行当的通例，他们或多或少都已经游走到了法律的边缘，通过不妥当方式或者在不恰当区域进行了乞讨。

    法律本禁止乞讨行为，但乞讨也须遵守最基本的法律规则。然而，一些乞讨者编织事实，如家人生病、钱包丢失等，这就涉嫌诈骗;一些人故意将他人致伤致残并逼迫其乞讨，这更涉嫌多重犯罪;一些乞讨者恶讨强乞，这也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还有一些乞讨者在广场、车站等公共场所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影响公共秩序，而这些“生意红火”的场所往往被一群职业乞讨者划分“势力”，他们将真正需要帮助的人驱逐出“势力范围”，产生丐帮“垄断”。实际上，高收入的背后隐藏着多重违法利益。

    其实，我们与其将目光盯着他们的高收入，倒不如把焦点关注到如何通过法律对乞讨行为进行规则与管理。遗憾的是，虽然现行法律已经对违法乞讨有着不少规定，但执法却依然形同虚设。在城市的天桥、医院门口，我们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明显乞讨骗局，可是，并没有任何一个部门进行干涉。

    同时，是否在公共场所设立禁乞区也须重新纳入公共讨论议程，目前，北京、上海等地仅规定在地铁禁止乞讨卖艺，只有广东佛山市出台《佛山市城市容貌标准》，明确规定“广场、车站、港口、码头、人行天桥、体育场馆、剧场、公园、旅游景点等公共场所，无人员乞讨露宿”。乞讨场所的边界，不仅涉及乞讨人员的权利，更涉及他人不受非法干扰的权利，更涉及公共场所能否维持稳定秩序，这需要通过地方立法给出更为合理的界定。

    事实上，只有运用好法律杠杆，让乞讨者在恰当的场所，通过合适的方式乞讨，我们才能将乞讨行当的不正义超额利润排挤出去，才能让那些本无须乞讨的投机者清理出去，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获得帮助;才能让乞讨回归到获取人道救济的方式，而不是沦为牟取不当利益的骗局。(苏锐)

    原标题： 乞丐高收入，伦理问题不妨法律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