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临沂大学8位处长辞官从教:1年干过去3年活
一年来，51岁的临沂大学教授汲广运参与编写了三本学术著作，申请了两个省级课题，这在过去当校社科处处长时是不可想象的。一年前，他和其他七位处长辞去“官职”当起了教授，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今，他们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做起了学术研究并取得不少成果，“很忙，但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文/片 本报记者 吴金彪 高祥
变化>>
“一年干了
过去三年的活”
“现在每天也很忙，不过和以前忙得不一样。”近日，汲广运正忙着开一个学科专题研究会议。
一年前，他还是临沂大学社科处处长，每天忙于行政事务，应酬多得连“坐在书房里”的时间都挤不出来。无法从事学术研究让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的他一直耿耿于怀。
2012年，临沂大学进行弱化“官本位”、强化“学本位”的人事制度改革，汲广运毅然辞去社科处处长职务，专心做起了教授，重新拾起自己感兴趣的区域文化研究。
一年来，他参与编写了三本学术著作，申请了两个省级课题，其中一个已经结项。此外，他带的一个博士和五个硕士组成的六人团队也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这些学术成绩的取得，在过去当处长期间是不可想象的。这一年干了过去三年的活。”汲广运说。
汲广运还记得一年前刚开始给200多个本科生上课时的情景，教室里座无虚席，前排的一个男生课后还专门找到他谈听课感受，这让三年多没给学生讲课的汲广运十分感动。
汲广运告诉记者，担任图书馆馆长和社科处处长前一直给学生上课，但后来行政事务繁杂，就远离了课堂。现在重新授课，没想到还能得心应手。
“最近在看《琅琊诸葛氏家族文化研究》的书稿，明天全天都有学术会议，基本闲不着。”下午5点了，汲广运仍没有离开办公室，“做课题、教课虽然也很忙，不过是和以前不一样的忙，累并快乐着。”
成效>>
做自己专业的东西
发展都很好
与汲广运一并“辞官”从教的还有其他七位处长，一年来，他们在教学岗位上找回了自己的学术价值。
辞去校纪委副书记一职、化学专业出身的刘兆明教授回到现代药物研究院，潜心带领团队从事现代中药学和药物化学方面的研究。在平邑县搞金银花种植和研究，在苍山县做黑参蒜的研究和应用推广……忙得“不亦乐乎”。
“每种植物的药性、每次实验所需溶剂的选择，他都是手把手地教，让我受益匪浅。”学生李志东说，刘兆明身上看不到一点儿官架子，每天都笑呵呵地面对学生。
现代药物研究院院长冯尚彩告诉记者，刘兆明发挥了他的专业优势，不仅教学生、带团队，帮助院里搭建研究平台，还在中医药研究推广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是镇院之宝，学院已经离不开他了。”
从体育学院党委书记职位上“辞官”的杨世传这样描述自己一年的感受：“很忙，不过也很单纯，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临沂大学教务处处长刘恩允和“辞官”从教的八位教授都有交往，她说，无论是原来的科技处处长金银来，还是原来的教务处处长许长谭，“都在自己的领域做专业的东西，发展都很好。”
影响>>
博士从机关
回流到学院
2012年底，临沂大学这八位处长辞官从教见诸报端后，曾引起社会热议，有人甚至说他们是图钱。在临沂大学长期工作的汲广运清楚，这是对他们的误解。“待遇提高是一个方面，但绝不是主要原因。选择做教授最重要的是契合了自己的特点和兴趣，我喜欢学生、喜欢教学。”
其他几位教授也都向记者表示，算下来，工资待遇并没有提高很多，“可能每月也就是几百元钱”。一年来，他们感受最大的是学校学术氛围的变化，学校不仅给教授配备了工作室、提供科研经费，“软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教授争着当处长”的情况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高层次、专业人才开始从机关处室向基层科研单位回流。
王梁是南京农业大学生态专业博士，2012年到临沂大学工作，一开始在教学辅助单位——学校实验管理中心工作，与专业方向完全没有关系。
“每次要出去搞调查或者科研，都得请假。”2013年暑假，临沂大学压缩行政编制，规定在行政机关工作的具有博士学位的人员要回归教学科研一线、回归本专业，王梁和其他13位博士回到了资源环境学院从事科研工作。如今，王梁和他的团队已经主持开展了多项农业规划课题，感觉“找回了自我”。
“部门原来有三个博士，现在都调走了，人手太紧张了。”因为学校导向政策的变化，原来在机关处室的博士纷纷回流教学科研一线，临沂大学一位机关处室负责人笑着向记者“抱怨”。
三年来，类似的改革做法在临沂大学没有停止过：学术委员会主任不再由校长或院长担任，改由最受老师们认可的学术领军人物担当；人事处处长、学院党委书记亲自开车去外地接新引进的教授和青年教师……
处长“辞官”做教授的意义，其实不在于某个教授取得多少研究成果，而在于整个学校学术风气和氛围的改变。正如学校党委书记丁凤云所言：“一个处长‘辞官’带起一个学科，可能比当处长意义更大。”
校方>>
去行政化，
不是一所高校能解决的
2010年，临沂师范学院更名为临沂大学。丁凤云表示，三年来，临沂大学以更名为契机，实行“导向基层、导向科研；导向教学、导向高层次人才”等一系列内涵提升的举措，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比如2012年到2013年，临沂大学自然出版指数列全国高校第8位。
八位处长“辞官”事件被很多人认为是大学“去行政化”的尝试。不过，临沂大学的回应相对谨慎。
在临沂大学一位相关负责人看来，临沂大学所做的改革主要是弱化“官本位”、强化“学本位”，如果赋予过多的“去行政化”的意义，可能并不合适。毕竟，“去行政化”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不是某所高校自身能够解决的问题。
采访中，临沂大学一线教师向记者提到，在高校，教师和管理岗位缺一不可，对任何一方的削弱或贬低都是不正确的，有人适合管理岗位，有人适合教学和科研岗位，每个人的特点都不一样，不应“顾此失彼”。
临沂大学副校长张立富介绍说，八位处长“辞官”做教授一年后，学校里的“官本位”意识淡了，行政管理工作却丝毫不敢放松。
2013年9月，郭树清在一份有关临沂大学八位处长“辞官”从教、回归“学本位”的材料中批示：“临沂大学的改革探索代表了现代大学制度的方向……(要)进一步总结经验、正视问题，完善制度，努力推动全省教育改革迈出实质性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