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精英眼中的对方:不互视为敌人 信任度极低
12月的北京，北太平庄一座写字楼的小会议室里，罗援将军坐在椭圆形会议桌一侧的中间，房间尽头是一个投影，屏幕上投着一份报告的封面，红色的色块上沉着主题——《中美安全关注调查——对方眼中的我》。 这个调查项目和联合报告是由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和美国卡内基和平基金会共同完成的。因为是一个小型的会议，包括项目资金提供方在内的嘉宾也只有十几个人，参会的都是圈子里顶尖的人物，军方著名鹰派人物朱成虎，著名国际关系学家时殷弘。
中美的民间和精英是如何看待对方的？历时一年，首次的双向调查，从对方眼中看到自己，中美双方都希望此项调查能够定期实施，通过纵向比较发现影响中美战略决策的长期、稳定的因素，并发现战略决策和民意之间是如何互相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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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乎意料的结果
部分样本不具直接可比性
中国受访者，特别是地方政府官员，认为美对台军售是导致两国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之一；美国精英，特别是退役军官和商界精英，则对声称的来自中国的网络攻击和知识产权问题特别担忧。
这个结论让与会的专家感到意外，整个调查集中在中美互信和文化印象、全球角色与威胁认知、具体的安全挑战和机遇三个领域。
研究项目分为两个阶段，在中美两国分别进行，使用同一份调查问卷。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和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利用专业的民调机构、通过科学的方法在中美两国分别进行精英和公众调查。
第一阶段就两国公众和精英们的观点进行调查，接受调查的两国精英来自五个领域：政界、商界、学术界、军界和媒体界。第二阶段是在北京和华盛顿举行研讨会，具有上述五个领域背景的外交事务专家就调查结果及其对中美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展开讨论。
美国公众调查于2012年4月30日至5月13日进行，调查对象为1004位成年人；精英调查于2012年3月1日至5月20日进行，调查对象为305位精英人士。中国公众调查于2012年5月2日至7月5日进行，调查对象为城镇地区的2597位成年人；精英调查于2012年5月22日至8月22日进行，调查对象为358位精英人士。
报告称，中美两国调查数据中的军方类别可能不具备直接可比性。中国的军方精英数据，仅包括军方专家学者，而不是军事作战人员或退休的军官；在许多问题上，军方学者的观点，很可能并不代表解放军广大官兵的看法。相比之下，美国精英调查中的军方精英由退役军官组成。
政府官员类别同样也不具直接可比性。中方调查数据中的“政府官员”主要指省市级官员，不包含中央政府官员；此外，这些官员中大多数早已退休。而美国的调查数据中，“政府官员”均为联邦政府现任官员，大部分来自行政部门，也有一些来自立法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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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视对方为敌人
但信任度极低
在中美两国公众和精英人士中，将对方国家视为敌人的人数所占比例很低。两国中将对方国家视为敌人的公众比例大致相等，在美国和中国分别为15%和12%，同时把中国视为敌人的美国政府官员只有2%。
美国公众和精英中，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的人占明显多数，而将中国看成伙伴的人也不少，16%的美国公众以及13%至22%的各领域美国精英持此观点。45%中国公众将美国视为竞争对手，而明显多数的各领域中国精英将美国视为竞争对手。
向来在中美关系起“压舱石”作用的美国企业，在过去五年中对中国的信任已显著降低。报告解释，部分原因是一些美国商人担心中国在市场准入方面限制美国公司并操纵中国公司使之获得竞争优势。中国政府大力支持中国企业向产业链上游发展，也给美国企业界带来了危机感。
美国军方受访者对中国信任度也偏低。一位美国精英解释，这种认识源自美国军方精英对中国的政策、意图和未来发展方向缺乏了解和信任有关，事实上与中国军力无关。
但年轻一代美国人与年长美国人相比对中国表现出更高的信任度。有些人认为，年轻一代普遍有相信他人和坦诚率真的特点，从历史角度来看也大抵如此；而老一辈美国人则经历丰富，例如历经越战和朝鲜战争，这样的经历可能会决定他们对中国的看法。
另一位中国学者提出，除了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差异外，美国“包围中国”的军事部署造成了美国意欲遏制中国的印象，从而加深了中国人对美国的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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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角色
强势还是均势？
在全球领导、世界秩序和国际威胁等问题上，只有很少一部分美国精英与公众认为美国应该是世界唯一领袖；大多数中国公众和精英认为中国不应该成为世界唯一领袖。然而，两国多数精英都认为本国应共同担负全球领导作用。赞同这一观点的美国公众占74%，而中国公众仅为45%。认为华盛顿应该分享世界领导地位的美国人中，明显多数的精英认为，美国应是其中最为强势的国家。然而，在赞同美国与他国共享领导权的美国公众中，只有1/3认同这一观点，而2/3认为，与其他领导国家相比，美国既不应表现得更强势也不应表现得更弱势。
与此不同的是，在认为中国应该成为世界共同领导者之一的中国精英和公众受访者中，绝大多数都认为，与其他领导国家相比，中国既不应表现得更强势也不应表现得更弱势。
在美国各领域精英中，明显多数认为，美国主导下的世界才最稳定，美国精英受访者中没有一个人赞同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一流超级大国。尽管如此，仍有为数不少的美国精英(其中商界精英比例高达45%)支持中美之间保持均势。
绝大多数中国公众和精英都认定美国是对中国构成最大威胁的国家，其所占比例从公众的63%到商界精英81%不等。美方公众和精英普遍认为，与威胁美国福祉的国际金融动荡、伊朗核计划、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朝鲜核计划相比，中国崛起并不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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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眼中的挑战
相去甚远
绝大多数美国精英都提到，与中国建立牢固关系在美国对外政策中占重要地位。
将经贸、人权、对台军售、西藏自由等列为排序靠前的美国精英比例极低。美国公众中有明显多数的人强调，在经贸问题上应对华强硬(56%)、与中国建立牢固关系(55%)和促进人权(53%)是中美关系中的重要问题。主张西藏自由(36%)、继续对台售武(21%)是中美关系重要问题的美国公众所占比例明显降低。
某些经济问题也被美国精英人士认为是双边关系的重要问题，尤其是保护知识产权、提高网络安全、中方向美国产品出口开放市场等。明显多数的美国公众将中国持有美国国债、就业机会流向中国以及美中贸易逆差视为非常严重的关切。但“窃取知识产权行为”被美国精英视为非常严重的问题，特别是商业界人士和退役军官。
为什么中国涉嫌网络攻击和网络知识产权盗窃行为在精英中的关注度如此之高？美方给出了这样的解释，尽管一直存在着知识产权盗窃行为，但是据说来自中国的网络盗窃现在规模空前。
一位中国精英则表示，中国不仅也是网络犯罪的受害者，而且许多中国人也担心美国计算机公司会在其硬件和软件系统中植入恶意代码。一旦中美发生冲突，中国人担心这些恶意代码会被激活，并可能对中国的基础设施造成严重的破坏。在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领域，美国遥遥领先，中美双方需要坐在一起，共同制定规则，并就网络安全问题达成双边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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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太平洋领域
亟须了解彼此的底线
中美两国的精英都认为，抽象的信任或许没有那么重要。受访者更关心能否加强两国关系。公众可能根本无法精确衡量他国的可信度，而一国政府则可根据他国政府履约情况来评估其可信度。只要两国政府确信彼此会恪守承诺，即使是“对立双方”也会彼此信任；同样，商人可以根据对方遵守商业合同或尊重知识产权规则的情况来判断其可信度。
一些美国精英指出，尽管许多指标表明美国人对中国持相对积极的看法，但低信任度意味着美对华的这种积极态度波动性大，若两国间出现突发事件，两国关系可能会大起大落。一位精英认为，信任可以为双边关系起缓冲作用；出现波折时，缓冲作用越强，两国妥善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就越强。现在两国之间长时间未出现重大突发事件，双边关系相对积极。不过，互信程度低预示着两国关系应对重大挫折的能力也低。
中美双方都认为，“新型大国关系”不是纯粹由遏制或竞争关系单独构成的。中美既是合作伙伴又是竞争对手，或介于二者之间。一些中国精英提出，中美两国可以同时既是合作伙伴，又是竞争对手，这可能是中美两国关系的真实写照；也可能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关系。美国精英可能认为现在应该着手建立互信机制并加以落实，防止两国关系倒退。
此外，中美两国精英对怎样分配权力才能最好地服务于双方的利益并确保全球和平与稳定的看法存在明显分歧。美国精英倾向于支持延续美国在世界上的支配地位或者单一领导地位，而中国精英则青睐于多极化的体系。这种差异可能对双边关系构成严重挑战，特别是在西太平洋地区，在这一地区中国正快速提升其经济和军事实力。
“切实认清对方的紧要利益是什么，一些问题解决不了的，但可以知道对方的底线在哪里，可以保持尊重的态度。”著名国际问题专家时殷弘表示，台湾问题在中美之间已经有了基本的共识，现在紧要的是中美在西太平洋领域战略空间的问题，中国的战略梦对美国在西太平洋领域的战略现实影响。
让数据给中美关系定位
罗 援
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与美国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经过一年多的调查研究，完成了《中美安全关注联合调查报告》，为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参照系。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到“对方眼睛中的我”。
明显多数的美国公众和精英人士认为，在外交政策方面，美国会考虑其他国家的利益；只有少数的美国受访者认为，中国在其外交政策方面也会这样做。中国公众和精英对此事的看法几乎完全相反；绝大多数中国受访者认为，中国会考虑到其他国家的利益，而美国则不会这样做。
中美两国精英和公众都对对方国家表现出了较低水平的信任度——低于中美两国受访者对大多数其他国家的信任度。尽管普遍缺乏互信，但两国多数公众仍然认为中美关系“良好”。
有明显多数中国公众认为美国人的特点是(按百分比降序排列)：富于侵略性、竞争意识强、有暴力倾向、傲慢自大、贪婪，5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人自私；相比之下，虽然有51%的中国公众认为中国人自私，但只有少数人认为中国人富于侵略性、有暴力倾向、易怒、贪婪。
只有少数美国公众认为中国人的特点是(按百分比降序排列)：富于侵略性、贪婪、傲慢自大、自私、粗鲁或有暴力倾向；相比之下，多数美国公众认为美国人具有全部上述负面特征，只有一个例外——“仅有”44%的美国公众认为美国人有暴力倾向。
多数中国公众认为中国人和美国人都富于创造性和现代意识。
调查报告形成了五点结论：
一是中美战略互信度较低，导致双边关系缺乏稳定性；
二是尽管缺乏互信，但中美两国精英和民众普遍视对方国家为竞争者，只有小部分受调者视对方为敌人；
三是多数美国精英认为美国维持主导性单极地位会使世界更加稳定；而中国精英认为两国权力均衡更有利于稳定；
四是中美精英均视加强双边关系为首要任务，重视促进经济合作；
五是中国受访者，特别是政府官员，认为美国对台军售是导致两国关系紧张的主因之一；美国精英，特别是退役军官和商界精英，则对所谓的来自中国的网络攻击和知识产权问题特别担忧。
调查报告对中美决策者提出了六大建议：
第一，重视合作甚于竞争。以两国民意的支持为基础，加强双边关系；维持高层领导人之间的交往以加强合作基础，为应对双边关系中潜在的危机奠定稳固的互信基础。
第二，正确看待极端观点。多数受访者对对方国家既不持强硬态度，也不持敌对态度。政策不应因多见诸于媒体的少数极端观点而偏离轨道。
第三，建立互信。加强官方与非官方交流，参与有关战略与利益的更有意义的对话，恪守双方承诺，均有利于增进互信；双方还有必要说明各自政策意图，如美国的再平衡战略和中国的军力发展。
第四，调和关于世界秩序的观点分歧。中美精英对待世界权利分配的不同观点可能导致两国关系紧张，为此，双方应开诚布公地探讨如何和平共处，照顾彼此利益。
第五，台湾问题不应成为双方开展广泛合作的阻碍。美国应充分认识中国对于美国对台军售一事的重视程度，中国应了解美国长期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态度。双方应重视台湾问题的敏感性，不应在台湾问题上发出错误信号而影响中美关系大局。
第六，共同制定网络安全规则。互相理解有助于消除双方疑虑，特别是对已成为中美关系中稳定力量的商界精英而言。
(作者为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