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兵家管理思想与西方管理比较

              一、中国兵家管理思想渊源：《武经七书》

        “在浩如烟海的兵家典籍中，尤以先秦时期兵法对后代影响最为深远，其中以《孙子兵法》（春秋）、《吴子兵法》（战国）、《孙膑兵法》（战国）、《尉缭子》（战国）、《六韬》（战国）等最为出名。这与当时政治、社会状态有直接联系。当时，天下纷争、诸侯争霸、战乱频发。据史料记载，春秋时期发生战争400余次，春秋前后共有140多个国家，经不断兼并，到战国初年，见于文献者的仅有十几个国家。战国时期，七雄争霸更是战乱不止。战争成为当时国家主要的政治生活，促使有识之士竭其心智于兵书战策，于是“兵林名家云集，将星璀灿”。其中《武经七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七书》中又以《孙子兵法》最为杰出，可谓兵法之冠，对后代影响也最为深刻持久”。

        二、中国兵家管理思想分析：基于东西方管理比较视角

        1、从兵家决策哲学到西蒙的决策理论

        第一，西蒙的决策理论及其标准

        西蒙在管理学方面所研究的主要是生产者的行为，特别是当代公司中的组织基础和心理依据。50年代西蒙的公司行为理论对微观企业中简单追求利润最大化假设的经济人模型提出挑战，强调了大公司中复杂的内部结构，其目标和子目标的多重性，提出了理性人一具有“有限理性”一即基于“令人满意”而不是“最优”方案决策模型。他借助于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对决策过程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概括出了他的决策过程理论。随后，西蒙转而研究大型组织中的信息处理问题。他认为信息本身以及人们处理信息的能力都是有一定限度的。他进一步研究了利用计算机模型来模拟人们解决问题的思维过程，以及其他认识过程，并为公司决策人员提供“决策辅助系统”，成为西方决策理论学派的创始人之一。

        第二，中国兵家的决策哲学及其辩证

        中国春秋时孙武《孙子兵法.谋攻第三》有言：“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故曰：知己知彼，百战不贻；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

        另外，孙子兵法讲究：善于作战的人能利用形势去寻求胜利，而不苛求部下，所以能根据才能选择贤才而且善于利用形势。贤才好比是一匹千里马，需要伯乐的发掘，更需要好的培养、任用机制及施展才华的环境。兵家不仅特别强调人才和人力资源的开发，注意采用激励的方法来充分发挥人的潜能，注重士卒的教育训练、及人员的合理配置，从而达到增强战斗力的目的；而且，在强调选用人才的过程中，还应十分重视组织整体的上下同心，认为好的人才只有融合到组织的整体中去，才能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帮助组织在危机四伏的竞争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

        第三，东西方决策思想的共性评价

        东西方决策思想都强调：信息是完成管理决策、推动系统运作、进行过程控制的依据和前提，信息的运行是触发管理行为最为活跃的因素。信息的采集、加工、储存、传播，特别是加工环节，形成了信息的价值，而信息的识别，又促进了利用水平，决定了信息使用价值的发挥水平。

        2、中国兵家管理思想主要内容分析：基于西方组织管理比较的视角

        （1）西方管理体制与组织结构

        第一，法约尔的管理组织特点。法约尔(Fayol,Henri)更多地是从整个组织的角度来看管理问题的，他的管理理论如同他给自己的著作所定的题目一样是"一般管理"，着重讨论的是管理原则的理性化和科学化。在计划、组织和控制等术语已被众多的管理者所熟知。

        A、管理原则。管理原则是人们从事管理活动的指导，一个组织能否正常运转，取决于它的管理者是否掌握了管理的基本原则。

        法约尔根据自己长期的管理工作经验，总结出14条管理原则。其中决定法约尔管理理论实质的是统一指挥和等级系列这两条原则。

        B、等级制度原则。要求从最高权力机构发出的命令或向最高权力机构发出的报告都必须经过等级制度的每一级来传递。

        在某些情况下，为了提高效率，法约尔又提出了"跳板"，即下级部门之间可以直接沟通，但必须得到双方上级的许可。

        C、统一指挥原则。在任何工作中，"一个下属人员只应接受一个领导人的命令"。法约尔认为，这是一项普遍的、永久适用的基本原则。

        同这一原则背离的就是双重指挥和多头指挥。原因有越级报告、等级领导职权划分不明、部门职责界限不清等。

        第二，韦伯的管理体制及其权利关系

        韦伯的行政管理体制理论，主要反映在他的《社会组织与经济组织理论》（1911）一书中。韦伯认为，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是所谓官僚制，亦叫“科层制”，这种行政组织体系的权利来源于如下内容：

        A、合理的、法定的权利。知的是依法任命，并赋予行政命令的权利，对这种权利的服从是依法建立的一套等级制度，这是对确认职务或职位的服从

        B、传统的权利。它是以古老的、传统的、不可侵犯的和执行这种权利的人的地位的正统性为依据的

        C、神授的权力。它指的是这种权力是建立在对个人的崇拜和迷信的基础上的。

        这三种权力当中只有合理和法定的权力是行政组织的基础，因为这种权力能保证经营管理的连续性和合理性，能按照人的才干来选拔人才，并按照法定的程序来行使权力。这是保证组织能健康发展的最好成绩权力形式。

        韦伯认为，凡具有如上权利特征的组织，可使组织表现出高度的理性化，其成员的工作行为也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组织目标也能顺利的达成。韦伯对理想的官僚组织模式的描绘，为行政组织指明了一条制度化的组织准则，这是他在管理思想上的最大贡献。

        （2）中国兵家的管理战略、体制与治理结构

        第一，中国兵家管理思想的战略观。《孙子兵法》开篇说道：“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作为国家大事的战争，关系到军民的生死，国家的存亡，需要指挥者加以认真的考察研究。因而兵家历来重视战略决策对战争成败的关键作用。

        “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

 

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武经总要》说：“夫大将受任，必先料人，知其才之勇怯，艺能之精粗，所使人各当其分，此军之善敌也。”这就是择人任势。杜牧解释说：“言先战者先料兵势，然后量人之才，随短长以任之，不责成于不材者也。器有其用，人有短长，贵在用其长而避其短。”

        第二，中国兵家的组织管理体制与结构

        中国指导行军攻略的组织管理思想起源很早。中国东汉曹操（公元155年—220年）有云：“部曲为分，什伍为数”。“部曲”和“什伍”都是古代军队编制中的基层单位。唐朝杜牧（公元803年—853年）解释说：“分者，分别也；数者，人数也”。综合曹杜的说法，“分数”就是把军队按一定人数组合起来，编成大小不同的战斗单位，便于进行有效管理。明代思想家李贽（公元1527年—1602年）的解释是：“分，是卒扭之分；数，是十百千万之数，是各有统制”。李贽的解释是把“分”作为各个部分，“数”作为整体来看。于是，“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揭示了管理上的局部和整体的辩证关系。

        中国兵家对组织体系的设计也有细致论述。组织编制并不是孙武的创造，他秉承了以往朝代的军队编制，如“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周礼·地官司徒》，但是孙武发现了组织编制的妙用。

        他认为管理人数众多的军队和管理人数较少的军队同样能够成功的关键在于组织编制。他把组织编制问题看成是提携全军的关键性问题，是管理军队的首要问题。正是因为他认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才有兵法中的破敌之计：“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谋攻篇》。

        中国历史兵家的孙武采用军级辖五师，师级辖五旅，旅级辖五卒，卒级辖四两，两级辖五伍，伍级辖五人的方式进行军队编制，认为按此原则，运用“奇正”之思，可使用兵之法“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终而复始”，“死而更生”。这种“分数”而治的思想在企业管理中应该得到借鉴。

        孙武称：“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势篇》。孙武认为，管理人数众多的军队像管理人数很少的军队那样应付自如，这是由于军队的编制和组织合理。“分数”，是对组织编制而言。“分”是指在军队里按偏将、裨将、……、卒、伍分成若干等级；“数”指各个等级所管辖的人数，如伍辖五人，卒领百人、……、偏、裨各按规定统领若干人。这种组织编制，从横向而言，每一级领导在其管理幅度、规定任务范围内行使责、权、利，有其权威性、灵活性；从纵向而言，是由上而下、一级管一级，能够管理有序，忙而不乱。

        第三，中国兵家的“人制”与“法制”

        综观古今中外对“征战”与“商战”事务的组织、管理，大体上分为两大门类，一曰“人制”，二曰“法制”。什么是“人制”？“人制”，就是用人的“机制”。就是发现人、培育人、组织人、凝聚人、激励人，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机制。

        “法制”，古语云，“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兵家“法制”，就是调配、使用参与征战之人、财、物诸要素的机制，包括规章制度、法律条令、组织程序等。这是使一切军事、商事的群体或集团，步调一致、进退有序地去夺取既定目标的最根本保证。“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上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孙子重视建立规章制度，并加以严格贯彻实施，同时又注重规章的内容的切合实际、顺应人心。

        3、中国兵家管理智慧与谋略

        “将通于九变之利者，知用兵矣。”将帅在统兵作战的时候要通晓九种应变的方法。战略的制定是一个长期酝酿的过程，虽然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是由于环境的不断变化，要求一个好的战略应具备适度的弹性。

        另外，中国兵家上述的人才观。在魏汉时期《三略》中论述有“智、勇、仁、信、忠”，至宋代陈亮提出的“成天下之功者，有天下之深谋者也。制天下之深谋者，志天下者也。”中国的兵家智慧讲究组织管利重用人选人的智慧。在组织人事治理中非常重视“适”、“恩”、“威”、“恕”、“严”等几个方面的相机抉择。

        三、兵家的治理中的精神内涵评价——“圣人所贵，人事而已”

        中国兵家的孙膑讲究尽人事，得天下：得人者昌，失人者亡。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影响，但其中人的因素是首要的、决定性的。无论是兵战、商战，起关键作用的是人，人是竞争的核心资源。古往今来历朝历代，取得竞争优势的国家或集团之间都是相对集中了一批优秀的人才。战国时期这种情形尤为明显，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无不是因为获得了各自所需的优秀人才，才能形成相互对抗、多足鼎立的局面，随着人才分布的变化或人才的消失，鼎立局面也随之消失。所以决定军事竞争胜败的是人才，决定经济或科技竞争成败的同样是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