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穷怕了”的官员差别如此大

从1981年当选为云南省怒江贡山独龙江乡人大代表算起，30多年间，高德荣曾陆续担任过乡、县、州、省、全国的人大代表。高德荣每年都会提出关于促进独龙江乡、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议案和建议。据不完全统计，他在各级人代会上先后提出200多条提案和建议，得到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和采纳。而他之所以尽心履行自己的职责，与他小时候过的穷日子有关。（《中国青年报》12月23日）

说到小时候过穷日子，我首先想到了刘铁男。在担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期间，他直接或通过其子刘德成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3558万余元。在解释自己的腐败行为时，他说他小时候过的是穷日子，穷怕了。

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也用“穷怕了”解释自己的腐败行为，他说：“1959年1月，我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双目失明，以算命为生，母亲参加农业生产劳动。1972年，母亲得了气管炎，之后身体一直不好，不能坚持正常的生产劳动。我有两个双目失明的弟弟，当时父亲的生意不好，家里比较困难”，“我时常担忧，不知今后家里还会不会再次出现困境。再加上两个弟弟均双目失明，特别是侄女出生后也是双目失明，我的担忧与日俱增，经常考虑经济上如何有保障，如何解决后辈的生存问题，不让后辈再次受苦。所以，我在如何打好经济基础的问题上考虑得比较多，有着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

还可以再举若干这样的例子。这样的例子看多了，就难免让人疑惑：今后，我们在选干部时，能不能不选从小过穷日子的人？

然而，从高德荣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另一种“穷怕了”：他不是怕自己再过穷日子，而是怕独龙江人民仍然过穷日子。因为这个“怕”，高德荣放弃了怒江师范学校团委书记的职务，返回独龙江乡，成为乡巴坡完小的一名小学教师。他想通过教育让群众走出贫困。因为这个“怕”，他放弃了怒江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职务，返回贡山县工作，带领家乡的群众致富。还是因为这个“怕”，他作为人大代表的200多份提案与建议都紧紧围绕家乡的发展这一主题。

看来，官员（高德荣不仅是人大代表，也是官员）有两种“穷怕了”，一种是怕老百姓过穷日子，一种是怕自己与家人过穷日子。前一种“怕”，有可能会成为努力工作、造福一方的动力。而后一种“怕”也不完全是坏事，有些领导干部因为有此一“怕”，就时刻告诫自己，要安分守己，不做违法的事。怕就怕因为有此一“怕”，就像刘铁男、许迈永那样，为自己与家人不受穷而大捞特捞大贪特贪。

既然小时候过的穷日子，可以成为搞腐败的理由，也可能成为努力为人民服务的动力，我们就不必太在意官员小时候过的什么日子了。